我的老師、中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仙逝多日🥏，許多朋友對我說，你與他那樣熟，寫點回憶文章吧🧶。但是🧹，提起筆來，千頭萬緒湧上心頭，卻不知該從何寫起🧙。

清華園勝因院的長談

1947年秋，我考入清華大學建築工程學系，師從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吳良鏞。這時🧎🏻‍➡️🧛🏻，國內局勢已十分危急，國民黨統治者倒行逆施，殘酷鎮壓一切民主力量🚴🏻‍♂️。10月中旬，浙江大學學生會主席於子三遭到非法逮捕👨‍👩‍👧‍👦，嚴刑拷打🫸🏼，慘死獄中👩🏻‍🦯‍➡️🏂。噩耗傳來🫰🏼，清華園裏掀起怒潮。我們連夜組成遊行隊伍⏏️，進城在意昂3体育五四廣場集會聲討，掀起一場“反對非法逮捕、反對特務、反對屠殺青年”的反迫害鬥爭🐱🛤。遊行隊伍在走出五四廣場時🪞🥼，與國民黨軍警🤸🏼‍♀️、特務發生沖突🙇‍♀️，混戰中🙆🏽‍♀️，我的頭部和左臂都受了傷。返校之後💪🏻，我義憤填膺，覺得如此黑暗歲月，“不是學蓋大樓🆒、蓋別墅的時候”，而是應該“學一套救民於水火的本領”，於是決定轉系。當時清華大學規定👆🏼，凡工科學生，必須選修一門社會科學🫀。我當時選的是社會學，授課者為吳景超教授🧑🏿‍🌾。但是🏷，當我與魏姓同學（也是1947年進清華的，讀的是社會學系）商量此事，並請他陪我去見吳景超教授以便請教轉系之事時🤺🗣，魏卻建議我去見費孝通教授，理由是費也是先讀醫科，後來轉讀社會學，一定有切身體會👩🏼‍🚒。於是，由他向費代為請求🏌🏼‍♀️，約定一個下午到勝因院費的寓所去見他。

應該說這不是我第一次見費。由於費是當時清華園很有名的民主教授🧗🏻‍♀️，在許多群眾集會上🎹，他都發表演講，而我作為一個積極參加學生運動的進步青年，這些集會自然也都會參加，因此，見到費是很容易的事🧖🏿‍♀️。但是，直接到他家去拜訪並請教個人問題卻是第一次🧲，為此我心中有些惴惴不安🛼。勝因院教授宿舍是兩層樓，樓上是臥室，樓下是書房和客廳🚵🏼‍♀️♟，費是在書房接見我的。當聽我敘述個人的苦惱和決定時🦚，他那藏在眼鏡後面的大眼睛立即閃耀出興奮的光芒。他對我說㊗️，他也曾參加1927年興起的學生運動，但是，後來學生運動失敗了，許多朋友抓的抓👨🏽‍⚕️，走的走，散了，他自己也心情懊喪，生活孤獨，有點泄氣🈴。當他準備考大學時📓，他就想🧑‍🌾：做人只要能潔身自好😰，於人有益就是了🧍‍♀️📽，於是他選擇了東吳大學醫科🥊，準備將來當個好醫生👰‍♀️，通過學醫來免除人們的痛苦，服務社會。但是，兩年後，生活教育了他，使他認識到，人們最痛苦的，不是身體上的疾病🧑🏽‍🏫，而是社會不公所造成的貧窮🚵🏽‍♀️。於是🧑🏿‍🔬🧏🏿，他在轉學到燕京大學時🚏，毅然改學社會學🥉，決心學一門了解社會💣、解剖社會、 改造社會的學問。因此，他對我下決心轉學社會學，不但舉雙手擁護✍️，而且十分理解👨🏽‍🍳，並稱贊我是他的“同道”。費的這番話消除了我心中的不安情緒📮🚵🏽‍♀️，一下子就縮短了他這個著名學者、洋博士和我這個來自窮鄉僻壤的無名小子的距離，而且堅定了我讀社會學系的決心。

勝因院的午後談話決定了我的人生道路，從此我走上社會學理論工作者的人生旅途。從1947年至今🤷🏿🙅🏽，58年過去了，但是他當時講話時的激動面容還深深印在我的心頭，似乎就發生在昨天一樣🧝🏻。他當年教導我的話“一個年輕人，要心中裝著國家，裝著民眾💭，不是為個人名利👷🏼‍♀️，而是為國家富強、民族興盛去奮鬥。我們要牢記先賢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們要立誌為國🧎‍♂️‍➡️，立誌為民™️，了解社會🌹，服務社會，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高尚的人”也似乎一直回響在我耳邊。

費先生促使我留下來迎接解放

1948年秋季開學，我正式成了社會學系的學生🪣🪬。但是🛀，我卻不與1948年新入學的社會學系的新生一塊上課🧑‍🎄，因為他們必修的社會學概論我已念過了，我可以選課了。我選的第一門社會學專業課是費孝通教授開的“社會變遷”👮🏼‍♂️，與我同選此課的是當時讀社會學研究生的周光燦🙇🏼‍♀️，我們兩個人每周到費家去上一次課🦋。從此，我成了費家的常客，費師母（孟吟）成了照顧我這個窮困而又遠離家鄉的窮學生的恩人。

費孝通教授講課，一向不按部就班👨🏿‍✈️，照本宣科🐤。這次教我們的“社會變遷”課，也是如此。他開課第一講，就是拿出五本英文書🎲，叫我們一一去讀，然後寫出讀書報告，提出問題，在堂上討論。我記得除了英美關於社會變遷的教科書外，還有一本是他自己寫的《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不過是英文本。我的家鄉是蘇北偏僻農村，當時我已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書，因此就以階級分析觀點對這本費先生最自豪的著作提出批評🙅🏿‍♂️，並以自己家鄉的實例一一加以說明。本來我心中十分擔心，怕由此引起他的震怒，扣我的學分。誰知他聽了我的批評，不僅沒有發怒👨🏼‍🏭，反而詳細詢問我的家鄉蘇北農村的具體情況😎，聽到與蘇南農村大不相同的情況時，還在本子上記下來，課上得十分融洽。待這五本書討論完後，他給我們兩人布置了一道研究課題👃🏿。當時，他正與社會學系美籍教授Robert Redfield和一些年輕教員探討“中國紳士的社會地位”問題，想對中國封建社會中的皇權、紳權以及官僚、外戚📈、宦官、世族、軍閥間的權力鬥爭和變遷脈絡，理出一個頭緒來，於是他叫我們每個人到圖書館借《漢書》一部，通讀一個月後☝🏽，向他報告對漢代封建權力的結構分析的一些看法🕝。由於我當時只是大學本科生，圖書證只能借少量書，無法借卷數很多的線裝《漢書》，於是費先生便將他的借書證交我使用，並為此給當時圖書館出納部寫了一個條子說明情況。記得當我持條去借《漢書》和其他許多參考書時🧑🏽‍🌾🧆，圖書館一位老職員還悄悄問我：“你是王同惠（費的前妻）的什麽人？”實際上👳🏼，我只是他的一名普通的授業弟子而已，但由此也可看出費是多麽熱愛教育工作。 在這樣盡心授業的老師教導下, 我又怎會不努力呢👩🏽‍🚀？

在這一個月內，我經常去費家，原因是我當時還是一名大學本科生，基礎知識還十分欠缺🍎🌮，搞科研更是徹頭徹尾的門外漢🪵，而這項課題研究又十分復雜🍛、難搞⁉️🙅🏻，因此我不得不經常去請示。於是，費先生如啟蒙老師一樣，從如何讀古書🤒😬、查《康熙字典》、朝代紀年表🏃🏻‍➡️，到分清本紀、列傳🫚、附傳，又如何從事件中看出權力鬥爭痕跡❓，以及怎樣收集資料👨🏽‍🏭、辨別資料、擬定提綱、決定主題、提出論點……給了我手把手的直接指導，使我真正體驗到什麽叫學術工作🤘👨‍🔬，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該如何進行🥵，以及怎樣小心求證和如何建立理論體系。我仿佛身入寶山，一下子見到學術研究這個新天地，受益之深🧔🏿‍♂️，終身難忘。當時我在社會學系的另一位授業老師史國衡教授說🩰：“這是對研究生的教學方法, 你能得到費先生親自指導, 十分不易, 你要珍惜啊！”我聽了很感動, 因而也就更努力了。

但是，我們的書齋研究很快便被窗外的炮聲打斷，解放軍百萬大軍已兵臨北京城下😸。當時我家已遷往臺灣☪️，父輩都在臺灣做官，他們紛紛要我盡快赴臺🚣🏿‍♂️，我猶豫難決。當時，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要帶一些著名教授乘飛機南下，我就問費先生：“你走不走👩🏻‍💼？”他說🧑🏿‍⚕️：“我不走，我要留下迎接解放。”費孝通當時還給我講：一個人的一生要遇到許多重要關頭，此時要頭腦冷靜🪓，慎加抉擇，否則一失足成千古恨🍣🙋🏿。知識分子要迎接光明，不要追隨黑暗。你要好好地想一想⛹🏿‍♂️，做新中國的開創者？還是做舊社會的殉葬品🛐？你的前途在哪裏呢？真是一席話驚醒夢中人🧑‍✈️，費孝通的態度促使我下了不去臺灣的決斷。我後來讀到他當時給Redfield教授的信，他在信中說：“我認為我留在北平的決定是正確的👨🏽‍💼。我相信如果西方讓我們自己建設我們的國家，中國會在我有生之年趕上現代化的西方🧕🏽。解放這個字不是空洞口號🪲，它具有具體含義。”我為有費孝通這樣的老師而驕傲👞。

“大課”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1949年5月5日🌝，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成立👨🏽‍🏭，費是該委員會的九位常委之一（另有葉企孫、張奚若、陳岱孫、周培源🏝、錢偉長及講師助教代表和學生代表各一人），並擔任“大課”的組織領導工作𓀁。

所謂“大課”，是因為參加聽課的不僅有全校學生，而且有全校教學人員和職員工友💈，規模之大，在清華可以說是史無前例，因之被人們稱為“大課”。實際上，這是全校師生員工共同必修的政治課，並強調這門課程的任務是改造思想🧖🏽‍♀️。費在《我們的大課》一文中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在舊社會裏生長大的👩🏻‍🦽‍➡️，舊社會裏封建的、官僚的、買辦的勢力多多少少影響我們，養成了我們的壞習慣和壞思想。我們不但要在社會製度上打倒和消滅封建、官僚和帝國主義，而且還得在我們自己的思想和習慣上根除它。如果留著禍根，這些習慣和思想每一分鐘，每一秒鐘都在長出封建、官僚和買辦的社會製度來。……政治教育在我們大學裏已有了很長的歷史，（但只有）人民奪得了政權🧑🏽‍🔬，建立了人民的國家🧗‍♂️，我們才能合法地👉🏿、正規地、大規模地、有系統地進行政治教育。政治教育能成為大課是人民權利的結果。”這篇文章發表後，費曾問我：“同學們有什麽意見🦀？”我說♓️：“大家都認同這篇文章的觀點，但對其中‘如果留著禍根，這些習慣和思想每一分鐘🤷🏽、每一秒鐘都在長出封建🆗、官僚和買辦的社會製度來’很不理解，也似乎不符合社會學根本理論🍼。”他當時笑而不語🏛，至今我也沒有弄清楚他當時怎麽會寫出如此極端的言詞來。

江村的鄉親們給費孝通講從他初訪到重訪20多年間的變化

“大課”進行半年之後，進行思想小結，每人一份🧑🏿‍💼，交到“大課委員會”❄️，積累下來🧘🏻，達數千份之多。這時🕵️，我在選修費的“農村社會學”，上課之余，時常討論“大課”中的問題🦶🏻。有一天🗺，費叫我到“大課委員會”去讀這些小結，並為他做些資料性工作。後來，這些思想小結實在太多，費就將圖書館樓下他的辦公室交給我使用👨🏼‍🎓。這樣，我也得以較為具體深入地了解到當時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些實際情況⚀。根據這些思想小結的材料🔳，我曾列舉了一系列清華學生和教職員工的不滿情緒和牢騷講給費聽。例如：“大課是思想統治”；“我們的思想很正確🧔🏿‍♀️🤲，用不著改造”🔲；“中國既然是四個階級的聯盟🌌，為什麽只有我們知識分子要改造”；“小資產階級思想有什麽不好”🔋；“還有思想自由嗎”⏭；“功課那麽重©️🩻，學大課花那麽多時間值得嗎”……後來👨🏼‍⚖️，費在一次報告中，曾一一觸及這些問題⛹️‍♂️。他指出🧘🏿‍♂️：“大課絕不能是自上而下的命令，而必須是群眾的自覺運動。改造思想和鎮壓反動派是完全不同的。改造是為了團結；鎮壓反動派🤾🏿🍖，不許他們亂說亂動是為了保護人民，給大家創造一個能在民主方式下改造自己的條件🦃。因之，這和思想統治本質上剛剛相反。”但是🗑，費沒有料到🧶，很快就展開的“三反”💁‍♀️、“五反”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使他自己也成為改造對象✵。我曾親耳聽到他這樣檢討：“在批判會上，同學們的排炮打中了我🧑‍🧒‍🧒。我魂靈在震動，我初次切實地感覺到，我過去實在危害了純潔的青年。他們控訴我是完全應該的🦹🏻‍♂️。……只有嚴厲地指責我，控訴我的罪過🙅‍♂️，才能更清楚看清我們共同的敵人。……從出國起到解放前夕👨🏿‍🚒，我一直是帝國主義的俘虜🕦。我從喪失民族立場一直發展到危害民族👩🏽‍🦰。……我認敵為友，在行動上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我為了自己的生命而犧牲了更多的人民的鮮血👩‍🎓。（我的理論）本質上是反對革命，反對鬥爭🏃🏻‍♀️，反對土地改革，維持封建勢力，反對工業化🧕🏻👼🏿，給帝國主義造殖民地……”50年後👩‍✈️，當我回想他的這些言辭時，真的從心頭感到無限悲傷🟥。一個一心一意想加強學生政治思想教育的中年教授，在盡心盡力做了那樣多對人民🧙、對革命十分有益的教學工作之後，卻要罵自己“反對革命”，並列舉那樣多的罪狀𓀙，他的心情該是何等沉重啊。我想今日青年對費的做法是難以理解的。不過，我卻很能理解費為什麽這麽做。因為費的老師🏃‍♂️，也是我的老師☂️、當年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潘光旦教授雖然在三次檢討中把自己罵了個狗血噴頭，也依然沒有過關🔨，這時還“掛”在那裏, 上不著天, 下不著地♿️。試想✶：費作為他的得意門生怎敢不百般辱罵自己呢？從潘光旦🏃✋🏻、費孝通的身上，我感受到做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工作的“危險性”。我當時已經畢業，分在了勞動部政策研究室工作。我曾私下偷偷問費孝通🤰：“現在做研究是不是太危險？搞不好真要身敗名裂📬。我是不是該換個工作？”我記得費孝通當時很生氣地說🎵：“你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新中國剛建立，百廢待興，問題很多，我們不去研究它讓誰去呢👩‍🦽？這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責任，而且責無旁貸！”他的話使我深感慚愧，因而決定繼續搞研究，而且一直堅持至今。

反對取消社會學系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在解放前是一個“名系”，在國內外享有盛名，教授有潘光旦、吳景超、陳達🕧、吳澤霖🦸🏽、費孝通等人🌪🧴。1948年的《清華年刊》的《院系漫談》中🐮，稱社會學系是“本校法學院最大的一個系”😯，這也是當時我轉入此系的緣由之一。但是🏄‍♂️👩🏼‍🚒，在迎接解放、慶祝新中國成立的熱潮中𓀐，傳來了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蘇聯已取消了社會學，中國也將在高等學校中停辦社會學系🚵。這時，清華社會學系已成立了系務委員會，而我作為學生代表也就經常可以在系務委員會上聽到這方面的消息。例如：當時新成立的教育部的一位蘇聯專家稱：社會學是專門反對馬列主義而出現的一門資產階級偽科學👨🏿‍🦲，必須徹底取消。這引起了清華社會學系中許多教授的反對👳🏻，費也是激烈反對者之一。大約在半年多之後，1950年3月7日，費寫了一篇文章《社會學系怎樣改造》👲🏻🧑🏻‍🎨。這篇文章的內容在寫作前曾在清華社會學系系務委員會上討論過。該文明確提出🏌️：“當其他社會科學性質的學系尚分別存在時，社會學系亦無先予取消的必要👨🏼‍🏫🧑🏿‍🚀，而且正可以社會學系為基礎加強馬列主義基本理論課程。”到了8月份🛜，教育部的高等學校課程改革委員會頒布了《各大學👭、專科學校🧑‍💻、文法學院各系課程暫行規定》，社會學系依然存在🙋🏼‍♀️，並定位為“培養政府及其他有關部門（如內務部、勞動部、民族事務委員會等）所需工作幹部……及中等學校以上師資”🤹🏿。我作為堅持主張辦社會學系的學生代表自然也感到歡欣鼓舞🦻，對費的敬意也就進了一層。

這時，清華社會學系開始分專業組👨‍🦲。當時共分三組：民政組、勞動組、民族組🧑🏻‍🎓。學生畢業後分配方向是：內務部門🎍、勞動部門📳、民族事務部門。這時🫱🏻，我已聽說費將到中央民族學院擔任副院長🫴🏼，並被任命為中央民族訪問團副團長兼第三分團團長，去貴州。費曾要我參加他率領的訪問團🪳，一塊去貴州對少數民族問題進行實地調查🏋🏼。但是，我這時已在聽陳達教授開的“勞動問題”課程，並迷上了中國勞動問題的調查研究👩🏽‍✈️，因此我沒有報名參加民族訪問團，而是報名參加了中南工礦考察團🧑🏼，跟隨吳景超教授去湖意昂3体育冶鋼廠進行了實地社會調查⚛️，回來後申請分配到勞動專業，並於1952年在社會學系勞動專業取得了學士學位，分配到中央勞動部政策研究室工作。從此👩🏼‍🏭，費進入到民族學領域，我則進入了勞動科學領域，我們在學術上屬於不同領域。但是，1952年全國進行院系調整，社會學系被取消，費對此甚為不滿，而我則成為社會學最後一班畢業生，也對此十分不理解。因此，從1952年之後，逢年過節，我還是會到費家去問候費和費師母。那時候，他已搬到中央民族學院宿舍南排1號，與我的另一位老師潘光旦比鄰而居。而潘則是我們社會學系學生最尊重的教授，他的學術造詣和道德文章都可以說是屬於“大師”級人物，在我一生中是十分少見的🟤。當時，我們都希望恢復社會學系。

這樣平靜地過了幾年🧞‍♂️。1956年舉行國際社會學會議，蘇聯派了代表團參加，中國則沒有派代表團🛁🫴🏽。美國《新時代》雜誌提出了這個問題5️⃣。1957年初🦶，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成立了“社會學工作籌備委員會”，由當時任中央勞動幹部學校副校長的陳達主持其事🧑🏽‍🏫，並於6月9日在南太常寺甲12號召開了會議，出席者有費孝通🛑、雷潔瓊🪚、吳景超、李景漢🕵🏼‍♂️、吳文藻、陳達、袁方等人。我曾看到勞動幹部學校黨委整風辦公室報送的“會議紀要”，上面明確寫明🫵：“科學院準備了一些經費（約五萬元）及編製名額（五人左右）。”顯然, 這是在黨領導下的有組織的一項活動👩🏽‍🏭。於是，吳景超寫了《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費孝通寫了《關於社會學，說幾句話》，開始了後來被稱之為“向黨、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復辟資產階級社會學高潮”🙋🏼‍♂️👚。但是🗣，我想恐怕很多人不知道🍒，真正提倡、主導這次社會學活動的部門，正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當時參加此事的唯一中年教師袁方是中共黨員，是“奉黨委之命”去參與此事🦶🏿，並非個人私自行動。當反右運動開展後，參加開會的教授除雷潔瓊外，都被打成右派🍥，而袁方則被劃為“極右”，下放意昂3体育荒勞動改造🎶。後來我與袁方談及此事時👰🏿‍♀️，他真是哭笑不得。而反右派鬥爭，又與費孝通的名文《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有關。現在回頭看這件事深感其中值得汲取的經驗🛑、教訓實在太多了。

“早春天氣”與費氏的悲哀

我一向認為，在《費孝通文集》中，《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是一篇最能反映費氏文風的文章。這是費氏作為社會學者與政治家兩重身份最佳結合的體現📏，也是費氏不同於他人的獨特文風的最好表露。當時，費是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文教部副部長、著名社會學者，而且正在調查知識分子問題。後來他在《早春前後》一文中回憶說：“二月初從西南回到北京🤲🏼，民盟中央要我做一次口頭匯報🦸，談我離京半年中各地看到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情況🥌。我提到了兩個蓋子的話：‘百家爭鳴’揭開了一個蓋子🧣🏰。這個蓋子一揭開，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是冒起來，表示在對科學研究的要求上，還有一個蓋子要等‘互相監督’來揭🕑🧗🏻‍♂️。這個蓋子一揭開，開出來的是知識分子對政治的積極性🧑‍🦰，他們會改變過去對國家大事不大關心的那種消極情緒👨🏼‍🎤。但是，我接著說：第一個蓋子開得還不夠廣🦅，許多領導同誌不大熱心。第二個蓋子似乎還沒有揭，有點欲揭還罷的神氣👩🏽‍🎤。我是主張揭蓋子的💂🏽‍♀️，因為蓋子總是要揭的🧓🏽💇🏻，遲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開了比沖開為妙🐑。”

這一年，我與費見面次數增多🙎🏽‍♂️，緣由是我的同在勞動部工作的老師陳達教授受命要去參加斯德哥爾摩世界人口會議📚，為了準備論文，抽調了幾個人協助他，我也偶爾參加討論。由於人口問題是社會學重要領域🙋🏼‍♂️😮，故費有時也參加討論。我記得費曾對人說，他寫《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時，題目中的“早春”起初用的是“春寒”二字，但後來考慮，當前“春意”是主要的，若再加上“寒”字，在表達上未免走了拍🧙🏽，也就不能把知識分子表現出來的積極性托出來。後來思索很久，想出了“早春”兩個字，才感到合意，因為這個字眼和近些年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產生的晚秋感覺正好對上，錯得開，剛好表達出他們心理上的轉機。我對費這篇文章的態度和當時眾多知識分子一樣，認為是說出了知識分子的心裏話🧂，而且認為這篇文章前半篇主要寫的是“春”，後半篇主要寫的是“早”，主要意思是指出當時知識分子心中已感覺到了光明和溫暖🧝🏻，產生了信心和希望🤛，但又提出了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特別是結尾處一連串十個問號，確是足以讓人警醒和深思💦。總之，我對此文是十分肯定的，十分擁護的😩。

但是，隨著歷史發展在此後出現的曲折，這篇文章卻為費氏埋下了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禍根，幾個月後成了費“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一個主要罪證🏇🏻♚。我至今還保留著《人民日報》1957年8月19日發表的一篇文章《費孝通反動活動的面面觀》𓀗。該文內容摘要如下：

“解放前🏌🏼‍♂️，費孝通一貫結納反動官僚😴、政客👌、學閥和帝國主義外交人員、文化特務、學術騙子，借他們的力量往上爬。”

“去英國，他勾結帝國主義學者、功能學派頭子馬淩諾斯基🧻。”

“在美國，他勾結哈佛大學的費正清夫婦（美國特務）……費孝通是一貫勾結美蔣的政治掮客。”

“費孝通是個不學無術、專門鉆空子的政治野心家。……他吃飽了飯❌👱🏽，不做正經事🥷🏻，專門找落後分子發牢騷🧏🏿‍♂️，言不及義0️⃣🙋‍♂️。”

“解放以來，他發表了五六篇學術論文🩴，都是盜竊旁人的成稿略加改編而成👨🏼‍🎓。”

“他家根本沒有二十四史🛤，也從來沒有讀過二十四史🧙🏿‍♂️，但他卻在那篇臭名遠揚的《早春天氣》裏說什麽🧎‍♀️‍➡️：連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書架，最近還買了一部《資治通鑒》，來大吹大擂🦹🏻，炫耀自己。”

我讀到此文時，真的如讀天書。我心中問道：這裏寫的是費孝通嗎🟧？後來，讀到美國學者戴維·阿古什的《費孝通傳》☄️，其中講到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談到了費孝通🤛🏽：“比如費孝通，他找了二百多個高級知識分子朋友，北京🚰、上海™️、成都、武漢、無錫等各地都有，他在那個圈子裏頭出不來🪸，還有意識地組織這些人，代表這些人士大鳴大放，他吃虧就在這個地方👩🏼‍🏭🙇🏼‍♀️。”我這時方對費氏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遭受厄運的原因有所領悟🙎。後來💁🏻‍♂️，費曾回憶說：“1957年，氣氛突然改變👩🏼‍🍳，我不知道這一變化背後是什麽👳‍♂️，但是我發覺自己落入陷阱。”我覺得，這固然是費氏的悲哀🧘，同樣也是中國的不幸🥋。費孝通作為知識分子的知心人，他了解知識分子📆，他熟悉知識分子，他的心與知識分子的心相通😈，作為共產黨的朋友，他向黨反映知識分子的情況，又有何罪呢✩？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實在是和國家的富強相聯系🛞，一個打擊、懷疑甚至歧視知識分子的中國又怎能富強呢？

費氏的“右派”生涯及遭遇

1957年反右之後，我有好幾年沒有見到費孝通教授♒️。一直到1960年，我才又到費家去給費拜年。但是🚨，這次會面中🧛‍♂️，我發覺費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往日那個充滿智慧、談笑風生、生氣勃勃的高級知識分子不見了🏋🏿‍♂️🤷🏽‍♂️，與我談話的已是年近老邁、語言遲緩、毫無生氣的一位老學究🔱。後來，費曾自己回憶道：“我的右派帽子摘掉後，仍然是個摘帽右派。雖然不是嚴格地按敵人對待，但我依然在正常社會之外。我們同一般社會隔絕，我們有自己的社會。當然❔，我們可以看書！但是，沒有新出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書。我讀歷史書和翻譯老書🕴🏼。我的智能不可能有大的進步。相反，我內心十分混亂🌽。我缺乏自信，那是我思想的真實狀態。最後我只有放棄希望，沒有奮鬥目標。我不能忍受回顧，也沒有未來🍎👨‍🦽。沒有未來，又不想回顧，而還活著🦛，那是太壞了。”

1987年10月，費孝通訪問美國，在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與巴博德教授有過一次長談😭，少有地談到他在反右時和反右後的情況：

巴🧑🏼‍🚒：中國的知識分子問題是什麽？

費：有許多問題🙅🏿‍♀️。舉一個例子說，他們沒有受到很好的待遇🧏🏼。他們不被信任📏，報酬太低，不受尊敬🥼🤾🏻‍♀️。……因此，我寫了一篇關於知識分子的文章🤘🏽🍦，題目是《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這篇文章周恩來在旅行中看過🟪。他在一次會上公開表示：這是惟一的一篇有說服力的表達知識分子內心思想的文章。

……

1957年，氣氛突然改變𓀏。……從那時起我進入了一生完全不同的一個時期。

……然後🌵，他們摘掉我的帽子，或者說去掉我這個標簽。

巴：那是在1959年。

費：1959年💯。……沒有人會出版我寫的任何東西🧘‍♂️。這時我被稱為摘帽右派👩🏽‍🏭🛌。所以事實上我仍然是一個右派分子。那是階級鬥爭。……那時候我的思想實際上停滯了。我不能寫作，這便造成智力停滯🧏🏽。我開始懷疑自己🤹🏽：我到底是不是錯了，我是在保護資產階級嗎？我錯在哪裏🧏‍♀️？我不很明白。但我也不認為他們是錯了。麻煩就在於此。他們不應該這樣看待我。……我被孤立。沒有人想要訪問我，除了我的妻子。我的女兒在學校。

巴💁🏽👱🏻‍♀️：你的妻子和女兒也為此受到影響嗎？

費：是的👨🏽‍💼。當然🙆🏼，由於我🦩，我女兒進大學有困難。……整個家庭由於我的處境受到影響。我哥哥被劃為右派分子🏄‍♀️，因為他同情我。這就像某種傳染病🏄🏼‍♀️。我們都成為不可接觸的人。我不想給別人造成麻煩🌄🙆🏿‍♀️，所以我獨自留在家裏。

但是👴🏻👨‍👧‍👧，即使不讀書🕊，不寫文章🙆‍♀️，不參加社會活動，同一般社會隔絕，心如死水🤱，沒有未來，也不想回顧，只是獨自留在家裏，費氏也難逃階級鬥爭的厄運👩🏿‍🚀🧑🏿‍🔬。因為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很快就爆發了，費陷入了更悲慘的境界。他曾在《經歷💂🏽、見解、反思》一文中回憶道：

那是在1966年9月1日，那一天一切都改變了。我們突然被當作人民的敵人，叫牛鬼蛇神⚙️。

……我們被帶出去遊鬥和展覽🧑🏻‍🦽‍➡️，頭上戴一頂高帽子，身上掛塊牌👷，寫明我是牛鬼蛇神♟。小孩都嘲弄我們，我們被帶到人群之前🫳🙅🏿。他們呼口號，我自己也得跟著喊“打倒費孝通”。

……我們不得不站在那裏背誦我們的罪行。就我來說👌🏼，我不得不反復承認我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後來整個學院被送往五七幹校勞動🌗。……我是沒有目的地生活著。不展望、不回顧🖱，可以隨時強自取樂。……但是沒有希望。

後來👳🏽‍♀️，費曾告訴我們這些他的學生🦼，當時🥨，他曾想到去死🫸🏼。可是🍪，他又想到👩🏼‍🦲，如果自殺，老婆也活不成，孩子要背一輩子反革命家屬的包袱，對不起她們，於是打消了自殺的念頭。當時，我們這些他的學生聽到此無不眼中淚花滾滾🧑🏼‍🤝‍🧑🏼👰🏽‍♀️，心中悲傷萬分。 一個有才能、有貢獻、有作為的高級知識分子竟然在當時落到如此下場，這難道還不是人間一大悲哀嗎？是不是也是中國的一大悲哀呢？多年以後💂‍♀️，在一次閑談中🤶🏽🏌🏿‍♀️，費孝通曾對我說：“為什麽反右給國家造成這樣大危害？”他說📼：“反右讓知識分子走投無路，到頭來使得國家也走投無路🧗🏼‍♀️👨🏽‍🦲。現代化是科學文化發展的結果，而科學文化是要靠知識分子來發展的。焚書坑儒與秦滅亡的歷史值得三思！”

為重建社會學而盡心盡力

1972年👳🏼‍♂️🧔‍♀️，費從幹校回到北京，參加《世界史》的翻譯工作，算是從體力勞動者又變成了腦力勞動者。但是費的心情仍是十分沉重的，他曾用“杯弓蛇影💆🏻‍♂️🧕🏿，令人心悸”八個字描述當時心情👩🏽‍🦰。這樣一直到1976年一舉粉碎“四人幫”，他的處境才有了好轉👵🏼🌉。他寫出了“文革”後第一篇文章《蓄意歪曲、無恥篡改——批判江青母系社會就是女人掌權的謬論》（文章見《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7年第二期）當時，我們這些他的學生曾欣喜萬分🤶🏽，奔走相告，為費教授的“復活”而歡呼。實際上👋🏿，這篇文章宣傳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高唱“階級鬥爭”學說，充斥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教條，是費氏所寫文章中最蹩腳的一篇〽️🏋🏽‍♂️，實在難以恭維，但當時卻是難得極了⛰。

1977年底，費向當時籌備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胡喬木、於光遠寫了一封長信，呼籲重視民族問題研究🦸🏽。在信的結尾處，他寫道⇢：“闊別多年，未免疏遠。崗位工作又使我們聯系了起來👊🏼。舊相識還應重新相認🍒。……三四十年代之初生之犢，看來已甘為巴滇山道上背鹽的馱馬矣；牛也罷，馬也罷🤚🏼，馳驅未息，諸可告慰。余不一一”🙆🏿。

但是，時代在發生巨變，社會所要求於費氏的絕不只是做一個“背鹽的馱馬”🧕🏽😫。1979年，鄧小平提出了“社會學要補課”的要求，這件光榮的任務落到了費孝通的肩上。但是，當費要求原來搞社會學的人參加討論時，反應很差，有人甚至說👋🏼😡：“ 好容易從社會學中爬出來，現在不能再陷進去了✶。”同行的退縮沒能動搖費孝通重建社會學的信心，1979年3月15日社會學座談會終於召開，並成立了中國社會學研究會，討論籌建社會學系的問題。這次座談會我也參加了，並擔任研究會理事和以後成立的北京市社會學會副秘書長🤾🏽‍♂️。費在以後一次講演中曾說🧍🏻：“在十年浩劫裏，我們許多社會學界的老師、朋友沒能這樣活過來🪙。我這余生可以說是得之意外。我覺得，我應該好好地用它來在事實上證明🤳🏼：社會學是一門可以為人民服務的學科。為了給前人昭雪👩‍👩‍👧‍👧，為了實現我早年的宿願🛋，也為了使後人不背上包裹8️⃣，一種責任感，成了一種內在的動力，使我毅然打消了先前的顧慮🧔🏽。同時，從繼續認識中國社會的意願出發，我要在我的晚年為社會學科的重建盡點力。”

從此🚵，費孝通迎來了學術上的又一次豐收和輝煌。他四下江村，提倡鄉鎮企業，歡呼蘇南模式，寫了《小城鎮🫅🏿🧚🏽‍♀️，大問題》這篇名文，走遍了全國各地，研究區域發展，提倡潘光旦的“中和位育”理論📞🕯；他訪美、訪蘇、訪日，走遍全世界🏋🏿‍♀️，得了許多國際學術獎項，當選為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和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在社會學界，能有這麽多成就的人，實在很少很少🚜📻。

1978年之後, 我在費孝通教授指引之下, 又開始重新耕耘社會學這塊科學園地。我由主要從事人口🤼‍♂️、勞動、社區（城市與農村）社會學研究, 轉而開始對安徽、山東的農村進行廣泛、具體💂🏽、系統的社會調查, 並在此基礎上編寫了重建社會學學科體系所迫切需要的《中國農村社會學》教科書, 而這一工作正是費孝通教授推薦我擔任的，也是在他的指導下完成的。費孝通教授在《社會學概論》的“前言”中寫道🛌：“解放前我雖在一些大學裏教過社會學的課程, 但我個人的主要興趣在於社會調查。……編教科書是用我之短😕。”因此, 當許多人要他主編《中國農村社會學》 這門社會系學生必修課的教科書時, 他就堅決地回絕了🧛🏽‍♀️。經過一段醞釀, 這個任務落到了我的頭上🎠😁。我向他提出可否以他的著作如《鄉土中國》🦥、《鄉土重建》、《江村經濟》……為本, 並參考楊開道幾十年前編的那本教材, 來編輯這本《中國農村社會學》教科書時，他對我說: 我們的任務是在中國建立起一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 而中國已經並正在發生許多變化🚠。安徽農村改革已促成中國農村巨變, 你到安徽農村去進行深入的社會調查之後, 再開始組織人編寫教科書吧！而且要和安徽農村工作者密切合作。就這樣, 我來到了安徽, 進行了六年深入的農村調查, 並與安徽省委原秘書長、省社科院院長歐遠方和安徽農村社會學會會長辛秋水研究員合作, 共同主編🖕🏼、出版了《中國農村社會學》教科書, 為重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盡了力。

這時,《小城鎮, 大問題》一文正風行全國, 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正引起鄧小平和黨中央領導同誌的關註, 對鄉鎮經濟和鄉鎮社會的發展規律的探討成為人們的迫切要求。費孝通教授為此作了許多演講, 也寫了許多文章, 在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無人能代替的貢獻👩🏿‍🦲。例如: 在全國城市發展戰略研討會上, 費孝通教授應邀在會上作了一個關於城鎮發展理論的報告。後來經我整理成文, 公開發表。在最後審定此文時, 我提出:“應當編寫一本鄉鎮經濟學和一本鄉鎮社會學。” 他說🤽🏻‍♀️，他已答應中共江蘇省委, 準備用兩年時間, 在江蘇用典型的🫶🏻、深入的、直接觀察的, 並以定性在前🥬、以定量為後的調查方法, 把小城鎮這只麻雀解剖出來。鄉鎮經濟學和鄉鎮社會學的編寫, 你還是找安徽省委合作吧。於是, 我找了安徽省委農村政策研究室周曰禮主任等人合作, 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了《中國鄉鎮經濟學》和《中國鄉鎮社會學》。

近年來，我因從事兩岸經貿工作，擔任北京臺灣經濟研究中心副理事長，又多年在美國♍️🫣、加拿大居住🙍🏼，與費孝通接觸漸漸少了👷🏿‍♂️。當然年紀大了，行動不便🦁，也是一個原因🥧。但我仍然時時關註著有關他的消息。2002年中共中央召開十六大，忽然發現列席名單中有費👆🏼，真是十分高興，因為這預示他身體仍然健康🧑🏿‍🔬，並仍然能參加政治活動。但是🚽，2005年4月25日的報紙刊載的卻是費氏業已仙逝的消息🐡🚝。雖然他以95歲謝世，已享世間少有的高壽，但我仍然從內心感到分外悲傷👨🏼‍⚕️。

我記得1999年9月15日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清華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共同召開的紀念我的老師、也是費孝通的老師潘光旦教授誕辰100周年座談會，費孝通在講話中說🤵🏽：“有些文章說潘先生‘含冤而死’，可是事實上他沒有覺得冤🩸。這一點很了不起🙅🏿‍♂️，他看得很透，懂得這是歷史的必然👨🏽‍🏭。……潘先生經歷了災難，可是他不認為應該埋怨哪一個人。這是一段歷史的過程🚒。潘先生是死在我身上的🏔。他確實沒有抱怨🧅，沒有感到冤📩。他的人格不是一般的高💪🏿，我們很難學到。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認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儒家不光講‘推己及人’，而且說‘一以貫之’🌨，潘先生是說到做到了的🚟。我想潘先生這一代知識分子在這個方面達到的境界，提出的問題，很值得我們深思。”是的，我們今天同樣應該這樣評價費孝通走過的人生道路。他同樣是“人格不是一般的高”，他“在這方面達到的境界💆🏼，提出的問題，很值得我們深思☞。”我現在面對這位偉大的知識分子🤦🏼‍♂️，只想講一句話🧒：信哉😽，斯言矣🧑🏻‍🎄！安息吧，我敬愛的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