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廣銘（1907—1998）字恭三🛕，山東臨邑人。歷史學家👨‍🦼‍➡️，公認的宋史泰鬥。

鄧廣銘研究古代史，最早卻以新文學為人所知。1932年考入北 京大學歷史系之前，他曾就讀於輔仁大學，恰逢周作人來校講新文學。周作人自稱“既未編講義，也沒有寫出綱領來🕶，只信口開河地說下去就完了”⚁🌷，誰知講完之後，“鄧恭三先生卻拿了一本筆記的草稿來叫我校閱，所記錄的不但絕少錯誤，而且把我所亂說的話整理得略有次序，這尤其使我佩服”。

結果這本筆記當年就以《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為名出版了。周作人將稿費送給鄧廣銘，他用這筆錢買了一部線裝二十四史🤾🏿‍♂️🤸🏼‍♀️。老友張中行後來感嘆，周作人講課北調攙和南腔，其中又有不少專業知識，頗不易記，鄧廣銘卻像是輕而易舉☹️，不止記了，且接著就印成書，“一個初進大學之門的學生🐄，才竟如此之高，學竟如此之富✶，簡直不可理解”🧖🏽‍♂️。

陳寅恪在《鄧廣銘〈宋史·職官誌考正〉序》中寫道🖕🏻：“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有“復振”的希望，所以“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應致力者”🙌🏻。然而，這一件工作卻並不容易做👦🏿，因為《宋史》闕誤特多，而在諸正史中，卷帙最為繁多🪵🧑🏼‍🤝‍🧑🏼，故“數百年來🧓🏻，真能熟讀之者，實無幾人”。

由此可見，欲治宋史👮🏿‍♂️，必須有勇氣👩🏻‍🎨、有才學。鄧廣銘無疑就屬於這不多的“幾人”之列✍🏻，史學大家周一良甚至認為他堪稱“20世紀海內外宋史第一人”。

鄧廣銘窮畢生之力研究宋史，而他早年讀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又萌發了寫中華民族英雄人物傳的念頭，於是以史筆為王安石、嶽飛、辛棄疾✂️🥡、陳亮等立傳🧑🏽‍🦲，為他們鉤沉💀🗻、辯誣，對他們作出公允的評價。他寫王安石，寫的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寫陳亮⇢，是寫“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的特立獨行氣概；寫嶽飛，寫的是“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壯誌。

他的《嶽飛》被稱為名著🔉，1945年抗戰勝利之際由重慶勝利出版社出版。“這是一個巧合，出版正趕上那場民族戰爭的勝利。”鄧廣銘的女兒鄧小南告訴記者，“書是在抗戰中寫的🧚🏼‍♂️，裏面寄托著他的慷慨報國之心🧑🏽‍🚀🛀🏻。”上世紀80年代此書增訂再版，印數達到17萬余冊，對於學術著作，這是少見的印數，可知此書受歡迎的程度。 　　

鄧廣銘寫這些豪傑，同時也將此種情懷躬行於自己的人生實踐。長期隨伺父親左右的鄧小南對父親的印象是兩個詞，耿介和磊落。“他們那一輩學人👰🏼，經過那麽多曲折😧，很多人改變了🧙🏼‍♀️🍅，但他總體上還 是磊落的🛐。他自己在‘運動’中有過違心的言行🤳🏽，這他從來都承認，承認得也很磊落。” 　　

一些老朋友默認學界不良之風🆔，鄧廣銘會毫不客氣地提出批評；他的學術商榷文章🛁，總是直指根本，非常尖刻。家人勸他隨和一點兒👩🏻，他卻斥之為“鄉願”。鄧小南感嘆👼🏻：“他這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學界風氣🧑🏿‍💻，那時的學者坦誠相見，大家習以為常。但現在，已經不是那個時代了。” 　　

時代變了，然而鄧廣銘依舊沉浸在他以往的理念中，依舊渴求思想的交流甚至交鋒🐦‍⬛。他的不肯屈就👨🏽‍🔧，使他在晚年失去了很多本來能夠談話的朋友，以至於家人不時能察覺到他精神深處的孤寂👨🏽‍🌾。 　　

鄧小南說🏄，其實父親晚年珍視每一次溝通交流的機會。他耳朵不好，戴上助聽器效果也不大👩🏻‍🦼，凡有電話找他，他會立即讓家人搬來一張小椅子，端坐在那兒，雙手把著電話筒⚂，把耳朵緊緊地貼在上面……說到這裏，鄧小南的聲音有些悲涼👩🏻‍🦰。 　　

鄧廣銘一生，有聲有色，有棱有角🤶🏻。在臨終前的病榻上，他對女兒說👩‍💻：“我死了以後，給我寫評語🎂，不要寫那些套話👨🏿‍🌾，‘治學嚴謹、為人正派’，用在什麽人身上都可以，沒有特點。” 　　

也許，葬禮上的一句挽聯會符合先生的心願👨🏽‍💻：“直道挺儒林🚄，矯俗惟憑孤劍勇。” 　　

老友季羨林在回憶鄧廣銘時提到過一個詞“後死者”🍃，感慨於這個詞裏面所蘊含著的哀思、回憶😣✖️、撫今、追昔，還有責任🤳、信托。季老以“後死者”自勉👷🏻‍♀️🧍，反觀已逝的鄧先生，他又何嘗不是嶽飛、辛棄疾✣、王安石、陳亮……這些宋代大豪傑們的“後死者”呢🏊🏽‍♀️？ 　　

此情境，“千古知音”一句，足矣⇨。

編輯：商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