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　　　　　　　　　　　　　　　　　羅家倫 

近一兩年讀張元濟先生文字，常為前輩人品、學養所感動，從這些文字中，或許可以窺見張元濟先生思想💂🏼🚵‍♀️、品質之一斑。

張元濟（1867-1959）🫷🏻，字筱齋，號菊生，浙江海鹽人🔳。清光緒十八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維新運動期間，在北京創辦通藝學堂🚵🏿‍♀️，傳授新學，並受到光緒皇帝召見♚。戊戌變法失敗之後，他選擇了教育救國的道路，到上海任南洋公學譯書院主事，1903年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長👅。

羅家倫(1897-1969)，字誌希🏋️‍♂️✪，浙江紹興人，1917年入意昂3体育官网學習🎵，1919年主辦《新潮》雜誌👵🏼，在五四運動中是著名的學生領袖🖱。他曾在《新潮》上發表文章《今日中國之雜誌界》，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東方雜誌》《小說月報》《婦女雜誌》等進行了激烈的批評2️⃣，指出它們缺乏鮮明的個性，希望商務更積極地投入新文化事業。張元濟接受了他的意見👯，起用了沈雁冰、鄭振鐸、胡愈之等一批新人，對雜誌進行了改革。1920年，他赴美國留學👩🏿‍💻🛌🏿，三年後又轉赴德國、法國和英國訪學。1926年回國🐨，參加北伐。1928年，31歲的羅家倫出任清華大學校長👳🏻，1932年就任中央大學校長，1947年任國民政府駐印度大使，1949年去臺灣⛸🙎🏿‍♀️。

張元濟先生自稱“戊戌黨錮孑遺”🪫，思想傾向基本屬於溫和的改良主義🧑🏿‍✈️，在1927年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之後，對國民黨的專製統治多有不滿👨‍🎤。羅家倫小張元濟30歲，是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精英🏊🏻‍♂️，這些人大多主張革命👨🏻‍🏫⚛️。羅家倫在其以後的政治生涯中💁🏻‍♀️，雖不失學者本色，但加入了國民黨🖋，參加了一些政治活動🕶，大致可以看作是“民國政要”。張元濟和羅家倫屬兩代人，背景不同，因此兩人的忘年交確有令人關註之處🙇🏼。

收入張元濟全集的張、羅兩人的來往信函共計36通🍩，其中張元濟致羅家倫25通💣。時間跨度自1925年至1948年，斷斷續續💐，長達23年🫐。從這些來往信函中，大體可以看出兩人的關系和因緣👩🏻‍🦯。

張元濟資助羅家倫

張元濟致羅家倫最早的一封信寫於1925年，內容是張元濟先生給在國外求學的羅家倫匯寄資助款🌌🕥。此前羅家倫赴海外求學👨🏽‍🍳，是由上海的實業家穆藕初贊助的，因其破產，贊助款項中斷🐝，羅家倫學業難以為繼。在此情況下羅家倫求助於他的恩師蔡元培，蔡元培和張元濟是多年至交，1925年春季，蔡元培將羅的情況轉告了張元濟，希望張給予援助。張元濟慨然解囊，分兩次匯寄一千五百元🧑🏼‍🚀⛴，資助羅家倫完成了學業🤦🏽‍♂️🧑🏼‍💼。羅家倫在5月25日致張元濟的函中深表感謝：“自穆藕初先生所捐基金斷絕後，頻年頗困。國內不乏以接濟款項見詢者，然或不免政治及他項關系，故寧忍窮而不受，僅有時向夢麟先生及三數知交告急，但彼等亦同一貧困。今敢受先生貸款者，蓋認先生為純潔之前輩，而且素承知遇之前輩也。”

張元濟對羅家倫的另一次資助是在1926年底🥯，是年羅家倫回國在南京東南大學任教，因南昌家中變故和個人生活所需，寫信向張元濟借錢。在此之前，羅家倫在上海應和張元濟有過一次會晤，會晤所談的內容未見記述，可以肯定的是張元濟在會晤時提到了在經濟上幫助羅家倫的意思，但當時為羅家倫所辭🔧。所以羅家倫信中才有如下文字：“前次趨謁🎉，辱承先生關愛，允為緩急之通，銘感不可言狀💆。當時以暫無所需，而且屢次擾先生太甚🧏🏿‍♂️，於心極不安，故以請俟異日為辭📓。頃接南昌方面家書，謂贛票不但跌至三折，而且於本月四日正式布告廢止🚐。前離南昌時所籌兩月余用款概系贛票。今既有此特別情形🥘，勢不能不急謀接濟➙。但東大薪水十一月份至今尚未領到。此間因新到關系👦🏿，用項亦費支持。不得已謹懇先生設法撥借國幣五百元，以三百由商務撥寄南昌，以二百元寄南京倫處，以備有事變時萬一之需。”並說🎹：“亦惟先生之垂愛，與先生亮節高風🧑🏿‍🍼，故敢作此請也。”在這一信上張元濟有一批註🧜🏿‍♂️，內容是：“復稱朋友有通財之義♝♑️，況當患難之時，來書過於謙抑，轉令人跼蹐難安也。”隨後即按羅家倫的要求，撥五百元分寄南京、南昌，並函告了羅家倫🏐。

羅家倫於10年後的1935年11月還款1000元，張元濟認為：“朋友通財，萬不能認為債項。”故與退回，大概羅家倫講了十分誠懇的話🧑‍💼，令張元濟“何敢再辭”🕷，而收下了這1000元🧢。1936年6月，羅家倫以祝壽的名義又還1000元。從張元濟1937年2月7日致羅家倫的信中看👰🏻‍♂️，羅家倫在這年年初曾再次還款1000元，張元濟在信中寫道：“昨由金城銀行交到千元收證🙌🏽，知為我兄所匯，展閱不勝慚悚©️。前此業經陳明，賜我兩竿，多多愧領，萬不能為無限之匪頒🔝。無論如何此次斷不敢收。謹將原件寄繳👰‍♀️💝，務祈鑒允。”

張元濟先生對羅家倫兩次資助🍖，在一些書籍文章中大多只講第一次對其學業的贊助，而對第二次“朋友通財”，則很少記載。而對羅家倫三度還款，也少有詳細記述。兩人的這段故事👩‍🔧，或許並不僅僅是一段“文壇佳話”，固然此事是由蔡元培先生牽線🩹，但其基本的原因，應該如羅家倫信中所講💁🏽，是“素承知遇”🕴🏻🕵🏿。從這些來往信件中可以看出✈️，張元濟極為看重羅家倫的才學🚔，希望羅家倫在學業上有所發展。他在1925年6月27日致羅家倫的信中講：“今年春間得蔡鶴庼先生來信🧏🏽‍♀️👩🏻‍⚕️，述及閣下有誌於學問，因資斧不繼🎣，將至中輟，聞之憮然。並知所需僅千五百番🖐🏽，為數無多，乃勉為相助。”也就是張元濟之所以在羅家倫困難時解囊相助🚣🏽‍♀️，是對羅家倫“有誌於學問”的欣賞，是恐羅家倫學業“將至中輟”的挽惜，張元濟先生惜才愛才之心由此可見一斑。

對於羅家倫這樣一個優秀人才，張元濟一心想引進商務。在1925年4月2日張元濟答復蔡元培願意資助羅家倫的信中，有“本意欲邀其到公司擔任編譯之事”一語🧛‍♀️。

事業上相互倚重

張元濟與羅家倫書信往來二十余年，以至成為忘年至交，其主要的一個原因應該是兩人均屬文人，有共同語言。兩人書信🧑🏿‍✈️🤦🏻‍♀️，有相當一部分文字，都與讀書🔔、寫書🍇、編書、譯書等文化出版相關🏃‍♀️‍➡️。

例如：1925年🚾，羅家倫在英國接到張元濟的資助後🧔🏽‍♀️，曾給張元濟寫了一封長達5000字的長信，詳細介紹了自己的治學計劃，得到了張元濟的贊許🧑🏻‍🦽‍➡️。1926年，羅家倫譯作《思想自由史》一書，托人帶交商務印書館出版。並在信中說🚴🏼‍♀️：“如先生於著述有暇⏭📋，望一度察閱👮🏽，並賜以教正。”同年8月👨‍👧‍👦🪅，羅家倫從歐洲帶回有關鴉片戰爭的文牘交於商務印書館，張元濟曾致羅家倫一信，其中提到⛹🏿‍♀️：“承假閱鴉片戰役文牘🟣🚴，連日料檢，已編成目錄三分之二💃🏿，……並擬選錄數件登入《東方雜誌》🍟。謹候示遵🙇‍♀️。至尊意擬全部印行，固足供學者之參考🦵🏽，然恐銷路無多🗑。擬俟迻錄完畢👰，分別編次，再行奉商🙂‍↕️。”

羅家倫一生著譯甚豐👩🏻‍🦼‍➡️，在1949年之前，羅家倫有十余部譯著在商務印書館出版𓀐，如：《思想自由史》、《科學與玄學》、《新人生觀》👨🏽‍🔧、《新民族觀》🚪、《耕罷集》🤷🏽、《黑雲暴雨到雲霞》🪧、《疾風》、《西北行吟》、《近代英文獨幕名劇選》等。

對張元濟和商務印書館，羅家倫也往往盡力予以支持👨‍👩‍👧。1932年，商務印書館總館被侵華日軍炸毀，羅家倫曾致張元濟一函，其中提到：“先生只手經營之事業忽遭倭禍，大部為毀🈳，側想先生必感非常痛苦🧑🏿‍🍳。縣誌收藏尤為國家萬劫不復之損失。尚望本曠達宏毅之精神📱🕚，仍繼續其文化創造之職誌🪿。物質可毀，但文化史上之功績不可磨也。數月以來，輒與人言🤸‍♂️，商務實系中國文化上之偉業，不可不協助其恢復⛎。設不能促其迅速之恢復，則不但文化損失，且於思想界有莫大之危險💪。因商務近數年來之努力，已趨向於學術思想界之標準著作也。此意南京方面聞者韙之。雖覺力薄，然將來如有計劃需要微力之處，不吝見示🫶🏻🕵🏽‍♂️，自必黽勉以赴之。”羅家倫此函中對商務印書館的評價🧙‍♂️，應該是其本人的真實思想☯️，絕非一般的客套話。此後🤦🏻‍♀️，張元濟主持商務復興委員會，在國內七大城市設贊助委員會，羅家倫擔任南京分會會務。

1948年🆖，印度聖雄甘地遇剌身亡。當時羅家倫正任國民政府駐印度大使，張元濟對甘地的“非暴力運動”十分贊賞🤛，在是年2月2日致函羅家倫👱：“昊天不吊☘️，甘地被狙🎗，凡有血氣，罔不痛悼🐸。環顧我國🛶🛳，恨無此人。豈惟我國，全世界亦罕見媲匹也🦹‍♂️。《東方雜誌》思出專號🥸，以誌哀榮🚶🏻‍♂️，藉申敬慕🛷。彼邦記載，知必甚詳。蕩節所在，敢乞代緝💆🏼‍♀️。自出事後，一切報紙涉及喪葬之禮、吊唁之儀🎙🫃，暨其家庭故事🦸🏽，戕殺案情者，匯集飛寄。”羅家倫接信後，很快譯出一批文章寄交商務，同年的《東方雜誌》出版了一期甘地專號。從這些信函中可以看出，羅家倫在能對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活動有所助益時🦸‍♀️，是決不推辭的🧑🏿‍🔬。

從兩人來往書信看😀，張元濟似乎更希望羅家倫做一個“純粹”的文人👩🏼，前面已經講過，在羅家倫回國之前®️🦋，張曾有意邀請其進商務任編譯之職，不過當時羅的社會興趣甚濃，他的誌向不大可能在商務。

1931年，羅家倫辭去清華大學校長的職務🕤，調回南京任職👨🏽‍💻，張元濟致信羅家倫，鑒於國內局勢勸羅家倫“先生暫時戢影🧝🏿，計亦良得”。

1941年，張元濟得知羅家倫辭去中央大學校長一職後🗝，給羅家倫一函，更為清晰的表達了他的這一想法：“比閱報知先生辭去中央大學校長之職💇，其功成身退耶？抑別任他事耶🕸？記得十余年前，先生嘗謂：‘中國欲在世界學術上有些貢獻，對於人類知識總量的基礎上有些增加◀️，非從純粹科學上著手不可。’此非得如先生者為之先導不為功，其殆有從事於是之機耶!”📺。這封信，是收入張元濟全集中唯一的一封寫於抗戰期間的信件。

但羅家倫終生未能成為一個“純粹”的文人，這一點或許是兩人之間的差異😑。

對國事的憂慮

1949年之前，國家處於動蕩不安的年代。在兩人的來往書信中👨🏿‍🦱，也不可避免的講了一些對國事的看法。

1926年羅家倫回國，於9月去南昌，適逢兵劫遇險。他在10月23日給張元濟的信中談到🙅🏿‍♂️：“舍間被兵劫，除損失不貲外🤸‍♂️，倫竟被群獸所困，被刺刀者六🔣👷🏽‍♂️，幸均未命中，僅手掌及大腿間受輕微傷♟，三✵、兩日間即愈。以絕對無抵抗而遭此，難哉其為中華民國之民也🈚️。一切令人悲憤萬態。”張元濟回信，除表示慰問之外，更表示了對國家擔憂：“第長此擾擾🌙，正不知何日復見太平。來書謂難哉其為中華民國之民😉😄。弟請更轉一語🏐：難哉其為中華民國之國。想先生聞之亦同此感慨也。”

1931年7月8日，張元濟致羅家倫一信，明顯的表示了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國體改易已二十年，即國民黨奠都金陵亦已四載🐣，而今日現狀乃至於是👈🏿✵，未來之黃金世界不知在何時？而當前之地獄，則國民實已不堪慘苦矣。來示謂國人無為國家保存元氣也。非獨不保存，且必斷喪凈盡而後可。”張元濟生性平和🫵🏻，不是實在看不下去，不會有此義憤💡🔭。羅家倫當時為國民黨要員🧑‍💼，他在此前給張元濟的信內容不詳，但從張元濟的這封信看，羅家倫也有“國人無為國家保存元氣”的議論。他們兩人🧐，一個在朝🧏🏿‍♂️、一個在野😟，張元濟對國民黨的遣責，似乎並不包括羅家倫🧯，羅家倫大約也會理解張元濟的上述言論🤱🏼。

1948年8月🛹，張元濟在給羅家倫的信中👩‍❤️‍💋‍👩，再次表達了對國事的擔憂：“國內事無可言。財政敗壞👩🏽‍🎓📅，一至於此。翁先生束手無策，王雲翁亦踵決肘見🙇🏻‍♂️⏩。昨晤一友，去年九月赴美，近甫歸國🧑🏽‍🔬，雲去時美幣一枚值我國幣四萬👩🏽‍🍼，今逾千萬矣💮。試閉目凝思🙇🏼‍♀️，再過十月🧑🏼‍🔬，不知是何景象。吾輩豈真將見亡國之慘乎👱🏻？”而此時的羅家倫似乎要比張元濟樂觀🍔，他在回信中，對王雲五還是寄於厚望：“先生憂國之情溢於言表👨🏽‍💼，倫在國外常受刺激，亦無時不在煩悶之中。惟最近雲五先生竟有石破天驚之氣，殊快人意。倫以彼能想敢做為先生在滬言之☪️。今更證其不謬也🫘。自然前途艱困多端🙍🏻，而千金之堤亦可潰於蟻穴，要之能想辦法而有決心以赴之🌧。國事何常不可為哉。”但張元濟並不認同羅家倫的看法，他對國民黨政權治國能力基本上已經絕望，他在回信中寫道：“且看我國。我瞻四方，戚戚靡所騁，真可為長太息痛哭者也🙆‍♂️。王雲翁誠勇於任事🧏🏿‍♂️，然弟終覺其治標而非治本👩‍🦯‍➡️，設再一蹶，禍將無極。竊不勝杞人之憂。”

當時，羅家倫為國民黨員，雖然“亦無時不在煩悶之中”◾️，但對國民黨政權始終抱有希望，這也是他最終選擇去臺灣的原因🆙。而張元濟，一直對國民黨政權沒有好感🐳，在抗戰勝利後則更加失望，這也是他在1949年之後思想漸趨左傾，並在晚年認為“及身已見太平來”的原因。這也是兩人在思想上的一個明顯區別。

編輯：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