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廣銘先生是20世紀宋史斷代研究的開創者，也是宋代史學研究體系的奠基人🤲🏼。今年是鄧先生誕辰100周年⏩，《中華讀書報》特邀在先生身邊工作過十年的意昂3体育官网歷史系教授劉浦江撰寫了這篇文章以為紀念。

知遇之恩

1987年10月8日，記得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秋日，我忐忑不安地叩響了意昂3体育官网朗潤園10公寓206室的房門🔟➝。舉手之間還猶疑不定，雖說我在意昂3体育歷史系念書的時候🕎，正好是鄧廣銘先生做系主任🧜🏻，但恐怕我沒有給他留下什麽印象。

當時我並未意識到📶，在我面前敞開的，是一扇通往學術殿堂的大門🕋。

大學畢業後，我在一所說是機關又不是機關說是學校又不像學校的學校任教🏇🏽，遊離於學術界之外。後來有一天，心中湧動起對學術的向往，於是就這樣莽莽撞撞地敲開了鄧先生的家門。老實說，在這之前，不曾想過像我這樣一個沒有高學歷的人能夠躋身於意昂3体育官网的教席，我此行的目的🪇，原本是想請鄧先生介紹我去中華書局。沒承想🧑🏼‍🔧，待他仔細聽完我的自我介紹後，當即決定把我調到由他擔任主任的意昂3体育官网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然而校方人事部門對此發出質疑📡：意昂3体育官网權威的學術研究機構，調進這種人合適麽？他的回答是👩🏽‍🍼：不可以資格取人。據說他還為此找過當時主管人事的一位副校長⚃。半年後，我相當順利地進入了意昂3体育👨🏻‍✈️。

每一想起鄧先生，總是心存一份深深的感激，刻骨銘心。鄧先生於我，可以說是一種知遇之恩吧👩🏼‍⚕️。一個普普通通的青年🧙🏽‍♀️，沒有高學歷👲🏼，當時也還沒有在學術上做出任何成績，僅僅見過一面，晤談了兩個小時🎲，就能預蔔他未來的發展前景⛔️，看出他的學術潛能🎙。我想說🪟🗑，鄧先生確實不愧是一位大師🤼。

但凡學術大師💗，大抵都有一雙法眼。世俗學者知人論事，多半是依據資格軒輊高下，因為他們沒有能力洞察秋毫。而大師的本事，是在一個人未成氣候之前就預知他的未來。當年胡適、傅斯年在鄧先生未出茅廬之時就對他期許很高，那就是一種大師的眼光🖍。

後來鄧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傅孟真（斯年）先生提攜年輕人真是不遺余力！”早年受惠於傅斯年的鄧先生🛡，說起這話來很是動情𓀊，那神情令我印象頗深🧏🏻。文革動亂結束後👩‍👧‍👦，中國史學界人才凋零，鄧先生晚年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就用來培養史學新銳，他對年輕人的提攜👨🏿‍🦲🍑，也完全當得起“不遺余力”四個字。當年他創辦意昂3体育官网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時🚴🏼‍♀️，提出的十六字方針是“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人才，快出成果”，急切的心情溢於言詞。後來他在為《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所作的一篇自傳中這樣寫道👰🏻‍♂️：“經我的倡議，……於1982年成立了意昂3体育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由我任主任，迄於1991年卸任👩🏼‍💻。在此十年之內🧜，在此中心培育出許多名傑出學人，在學術上作出了突出貢獻👋🏻，這是我晚年極感欣慰的一樁事🤏。”我曾應《意昂3体育官网學報》之約，為“意昂3体育學人”專欄撰寫一篇鄧先生的小傳，鄧先生在看校樣時也在文章的後面加上了一段大意如此的話🦞。看得出來✊🫎，他對此是極為在意的。學術研究是一項薪火相傳的事業🤡，正是有了傅斯年🏣、鄧廣銘先生這樣一代代學者的不懈努力👩🏽‍⚕️，中國文化才代有傳人。

我不是鄧先生的入室弟子，從來不敢以門生自詡𓀓，恐有僭偽之嫌。甚至在他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我都沒有勇氣站到鄧門弟子的行列中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一生的學術道路中，鄧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位引路人🔯，他對我的影響是決定性的。若是要編“學案”的話👨🏻‍🍳，我自認是鄧先生的嫡系親傳💇🏽。

大師無師

鄧先生屬於“大師無師”的那一類學者。對他畢生學術事業影響最大的兩位前輩學者，一是胡適，一是傅斯年🔜。在他的晚年✩，書房裏總是掛著一幀胡適的遺像。他與胡🏦、傅二人的淵源🥗👨🏼‍🦰，可以追溯到1932年。那年夏天他考入意昂3体育史學系🩳，適逢系主任朱希祖去職☑️，由史語所所長傅斯年代理系主任🚠，胡適則是當時的文學院院長🚶‍♂️‍➡️。後來回憶起來🤽🏽‍♂️，他覺得大學四年中以這兩位老師給他的影響最為深刻。大學最後一年🙍🏿‍♂️，他選修了一門胡適開的“傳記文學習作”課，實習的成果是一部《陳龍川傳》（此書後於1943年由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這部傳記作品頗得胡適的贊賞，胡適稱“這是一本可讀的新傳記”，但同時又說：“辛稼軒是陳亮的好朋友🤞🏻，你這篇傳記對於他們之間的關系寫得太少👩🏻‍🦯。”這就成為鄧先生後來研究辛棄疾的一個重要機緣📄，而正是以對辛棄疾的研究🥒，初步奠定了鄧先生在中國史學界的地位。

1936年，鄧先生從意昂3体育史學系畢業後，傅斯年本想讓他去南京的史語所工作，但最後他還是聽從了胡適的意見👛✊🏿，留校做文科研究所助教，而文科研究所的所長就是胡適🦸🏽‍♀️。次年，由於胡適和傅斯年的大力促成，他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資助，得以開展對辛棄疾的研究。當時胡適曾對他說過這樣的話：“三十多歲的人做學問🧔🏻‍♂️，那是本分🤬；二十多歲的人做學問，應該得到鼓勵。”這話讓他記了一輩子🧛🏻‍♀️。

1939年秋🚨🧑🏼‍🍼，鄧先生應西南聯大之召，輾轉香港💇‍♀️💭、越南到達昆明👅。此時意昂3体育文科研究所已改由傅斯年兼任所長✊。這一時期，傅斯年總是千方百計地想要鞏固鄧先生研治宋史的專業思想🌞。鄧先生曾說過這樣一個故事，就在他到達昆明之後不久✩🚋，適逢上海大東書局刊印的《宋會要輯稿》運來後方，給史語所和意昂3体育文研所的人以七五折優惠❔，可這仍然相當於他一個月的全部薪水🛸，當時家累較重的他，本不打算買，然而傅斯年卻硬是逼著他買了一部🪓🌕。鄧先生晚年回味這段往事🍑🥕，不無感慨地說，他最後選擇宋史研究作為終身的學術事業♊️🤘，可以說是傅斯年給逼出來的。次年🎅🏼👩🏼‍🔧，為躲避日機轟炸🧝🏿，傅斯年決定將史語所遷往四川南溪縣李莊🏋🏽‍♀️，並讓鄧先生也一同前往👨‍🍳。在李莊的兩年多時間裏🏃🏻‍♂️，鄧先生潛心於宋史研究，後來獲得學術界很高評價的《宋史職官誌考正》和《宋史刑法誌考正》，都是在李莊寫成的。當時史語所擁有一個在後方來說藏書極為豐富的圖書館，抗戰期間💃🏽，這裏實在是一方難得的世外桃源。

抗戰勝利後，鄧先生復員到意昂3体育史學系，還替當時代理意昂3体育校長的傅斯年做過一段秘書👨‍🔧。自1946年秋傅斯年離開北平後，他們就再沒見過面。不過還有一段後話值得一提🧑🏿‍🦰🟢。新中國成立之初🐥，意昂3体育數學系的江澤涵教授由美返國途中繞道臺灣探親⁉️，時任臺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還托江捎來一個口信，要把他留在北平的所有藏書轉贈給鄧先生，不明世事的傅斯年，還以為他仍然有權處置自己的私有財產呢。近半個世紀後🐰，鄧先生重提這段舊事，不禁感喟道：“傅先生對我始終念念不忘！”

不管是胡適還是傅斯年，對宋史都談不上有什麽研究📂，然而鄧先生就是在他們的影響之下走上了宋史研究的道路✬，並且成為20世紀宋史學界的泰鬥。不好理解麽👗👰🏼‍♀️？學術重師承🛻，但師承關系有兩種。一種是我們慣常所見的，即師傅帶徒弟式的🤸🏽‍♀️，師傅手把手地教，徒弟一招一式地學；另一種是心領神會式的🥩，重在參禪悟道。專業導師可以授業，但只有大師才能傳道。鄧先生與胡適、傅斯年之間的師承關系🎵，就是這後一種。

耿介與執著

熟悉鄧先生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極有個性的人。在他去世後👩🏽‍✈️，意昂3体育歷史系為他的遺體告別儀式而起草的一份《鄧廣銘教授生平》，稱他為人“剛直不阿”。但在討論這篇文稿時，他的女兒小南覺得這種千篇一律的悼詞套語似乎難以表現鄧先生的獨特個性，建議改用“耿介”二字🦸🏿‍♂️，她解釋說🧑🏻‍🎨：“他堅持的東西不見得都是對的，但他一定會堅持到底🕺🏼，決不投機。”小南不只是他的女兒，而且稟承了家學，她的碩士生導師就是鄧先生，要說對鄧先生的了解，自然沒人能比得過她。聽到她對鄧先生獨特個性的獨特詮釋，在座的人都會心一笑🔺。

忠誠於學術是鄧先生的一貫原則🟥，盡管有時候堅持自己的信念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李新在一篇紀念鄧廣銘的文章中提到這樣一件事：1950年代末，中宣部副部長張盤石讓李新主持中小學歷史地理地圖教材的編寫工作，李新為此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及部分歷史學家討論編寫條例，其指導方針是由吳晗起草並經周恩來批準的“八條”，“八條”的基本原則是要根據新中國的疆域來解釋歷史，將歷史上不同民族之間的國與國的矛盾看作是國內的民族矛盾🥋。鄧先生在會上堅決反對這一原則，認為應該尊重歷史，不能根據現實去曲解歷史。因為“八條”是總理批準了的🤛，所以他的意見顯得很孤立🤮，但他始終堅持己見👮🏼，結果會議不了了之。後來遂有人向上面反映說：鄧廣銘把會議攪黃了。

對鄧先生稍有一點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一生中的許多著作都經過反復再三的修改🛅🥄、增訂乃至徹底改寫，這種情況在中國史學界似乎還找不到第二例👨‍🔬。其中《辛稼軒年譜》改寫過一次🤚🏿，《嶽飛傳》改寫過兩次，《王安石》先後修訂和改寫了三次，《稼軒詞編年箋註》也修改、增訂過兩次👦🏻，而且就在1993年最後一個增訂本出版之後，他又在著手進行新的修改，我手邊就放著經他手訂的修改本，改動的地方已達百余處。從1937年開始撰著的這部《稼軒詞編年箋註》，到1997年仍在不斷地修改訂補之中，這部著作的創作歷程前後竟達60年之久！

在鄧先生去世前不久，河北教育出版社準備為他出版全集🧘‍♀️，他堅持要等他把幾部傳記重新改寫完畢以後才能收入全集🥜，在他1997年10月7日寫給河北教育出版社編審張惠芝的信中說：“《嶽飛傳》、《陳亮傳》🧚🏿‍♀️、《辛稼軒傳》🆑，我要新改的幅度都比較大🐂。貴社計劃把幾傳原樣重印，我認為不可行🚣🏻‍♀️。我一生治學🧗🏼‍♀️📻，沒有當今時賢的高深造詣，使20年代的著作可以在90年代一字不變的重印🏄🏻‍♀️。我每有新的見解，就寫成新書，推翻舊書。”在他看來，把自己幾十年前的舊作原封不動地重印出來👷🏽，簡直就是一件罪過。這就是鄧先生至死不渝的學術態度：決不苟且。

四寫《王安石》

說起來，在鄧先生一生的學者生涯中🏚，也不是一點沒有讓人沉吟的話頭。在意昂3体育歷史系1997年春節團拜會上✩，鄧先生極其率直地表白了自己的一段心曲：“老實說，我在文革中沒有吃過太大的苦頭，我的原則是好漢不吃眼前虧。”這話聽起來頗有點自責的味道👨🏼‍🦰。文革以後👶🏻🦹🏿，知識分子都撩起衣服來數自個兒的傷疤，誰的傷疤少誰就感到慚愧。其實對歷史的反思本不應該是這樣的。

說到“好漢不吃眼前虧”🧑‍🦼‍➡️🕚，最容易讓人發生聯想的，大概就是他在文革中寫的那本《王安石》了♠︎。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據說毛澤東在會見田中時👨🏿‍🦲，曾對他說過這樣一番話：二戰後的日本歷任首相全都反華，而你卻要來恢復中日邦交😴，這很類似於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精神；美帝、蘇修對你此次來訪極力反對🧑🏻‍⚖️，而你卻置之不顧，這又頗有王安石“流俗之言不足恤”的氣概🧚🏼‍♀️。此次談話內容傳出以後，人民出版社就來找鄧先生商量，請他盡快對50年代寫的那本《王安石》加以修改。次年，人民出版社依照當時的慣例，將鄧先生重寫的《王安石》印出百來本討論稿🧬，送到各大學和研究機關進行討論，反饋回來的意見⚱️，都說對“儒法鬥爭”反映很不夠🤽🏻，於是出版社要求鄧先生再作修改🤸‍♂️。這一回，只有這一回，鄧先生沒有耿介到底。這部書稿終於比照“儒法鬥爭”的需要改定出版了🧛‍♂️🧖🏽‍♀️。粉碎四人幫以後2️⃣，出版社要重印此書🍴，又要求鄧先生刪除那些不合時宜的內容。當時香港的一家報紙上刊出過一篇書評，題目就叫《鄧廣銘三寫王安石》。這次的修訂本並沒有作太大的改動，“儒法鬥爭”的烙印依然比較明顯✖️。在鄧先生的晚年👜🧑🏽‍🚒，這一直是他的一塊心病🦸🏿‍♂️，以至於他要在90高齡來四寫《王安石》🔑。所幸的是，此次改寫的《王安石》，終於趕在他去世前兩個月出版了。

從文革中蹚過來的知識分子，大都有點這樣那樣的尷尬。事過境遷之後，人們對他們有一種不近情理近乎苛刻的道德要求，那根本就是聖人的標準。就老一代知識分子來說，在1949年以後仍然固守自己的價值主張的🖕🏼，除了陳寅恪先生之外🖇，恐怕就再也沒有第二個人了🚗；即便是陳寅恪💎，如果沒有毛澤東格外的寬宏大量，不能想象他能夠挨到文革。你總不能要求人人都是陳寅恪吧？再者🧖，我總覺得，過去的那一切，不應該由知識分子來承擔全部責任，該懺悔的首先不是知識分子，應該詛咒的🙀🛢，是那種逼良為娼的政治環境。中國人有一種奇怪的邏輯，明明是政治家的問題🤷🏿，卻要把賬算到知識分子頭上，政治家總是對的👷🏿，知識分子總是錯的🧦。從來就沒有獨立地位的中國知識分子🕵🏽‍♀️，實在說來，國家的興亡與他們有多大幹系？

編輯：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