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到了他的耄耋之年🏛，積累了豐厚的學術成就，等身的著作與老者形象成為一個難以割裂的整體，於是有人誤以為，是大師在晚年創造了所有這一切。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和《祿村農田》這兩部名著，也總是使人想起這位大師晚年慈祥的面龐。可我們切不可忘記，大師也有他的青春🙋🏼。生於1910年的費先生✊🏿，完成這兩部著作時不過是在“而立之年”前後，他還年輕。《江村經濟》出版於1939年，那一年費先生29歲🧑🏻‍⚕️；《祿村農田》出版於1943年👾，那時費先生才33歲🦶🏼🟨，也還是一位風華正茂的青年⚜️。費孝通先生以他的激情👦，回應了一個時代；以他的書寫🌡，留下了他的腳印🤌🏿。

青年費孝通

1957年費孝通訪江村

不能因為《江村經濟》是世界人類學的裏程碑而否認：這本書的書寫，在必然中有它的偶然——1935年12月16日，大瑤山的向導若非失引🧟‍♂️，費先生便不會誤踏捕虎陷阱🤽🏻‍♀️；費先生若非誤踏捕虎陷阱，他的新婚妻子王同惠便不會遇難於山澗；王同惠若非遇難於山澗💆🏼‍♂️，費先生便不會回家養傷；費先生若非回家養傷🤵🏽‍♀️，《江村經濟》一書的素材便不一定會那麽快捷地“合成”一部厚重的書。

令人悲憫的偶然，與史詩般的事跡融合，成為後世傳誦的故事，易於使人忘記去追尋一串偶然中蘊涵著的必然。

作為體系化地梳理鄉土重建觀點的著作，《江村經濟》是初始的。不過，《江村經濟》不是費先生觀點的“初始”。他早已於21歲時就開始對鄉土社會之現代命運展開討論。關於“鄉村事業”，1933年費先生已提出自己的觀點；而即使是將我們的眼界縮小到繅絲業，我們也能發現🤞🏽🦹🏼，1934年費先生已在《大公報》發表過《復興絲業的先聲》一文。

20世紀90年代👨🏻‍🦽‍➡️，費孝通在鄉村考察

在費先生才二十出頭的時候，功能主義雖已在吳文藻先生的“導遊”下闖入了他的視野，但在這位青年心中洶湧澎湃的👩‍👧‍👦，卻是“鄉土事業”的中國經驗💇‍♂️。

不必諱言，《江村經濟》的行文格式特別功能主義（著作完成於倫敦經濟學院，不可能不帶有當時倫敦經濟學院的色彩）。但品味形式之下的內容🤮，我們不難發現，這部質樸的“方誌”（費先生經常如此形容人類學描述），表露出費先生學術探索的初衷。這個初衷，是基於“在地經驗”來提煉一種有助於“在地經驗”之改善的“在地知識”。這個“在地知識”並不復雜🧜🏼‍♀️，它一樣質樸地呈現出文化變遷的“在地面貌”。

如何理解文化變遷的“在地面貌”？梳理費先生與功能主義之間存在的微妙差異是必要的。

為了抵製之前流行於西方學界的“進化論”，功能派耗費大量精力去批判它的“偽歷史”，在將“偽歷史”放進歷史的垃圾箱後🖌，功能主義自身遭到了變遷的挑戰🚣🏻。一個沒有歷史觀念的理論☁️，如何解釋二十世紀變動的歷史？幸虧功能主義在拋棄前人的理論時，給傳播主義留了一點情面🦢。也就是這一點情面🤙，免去了功能主義的不少尷尬。“土著文化”的變遷是怎麽導致的？重視研究文化的內核和堅固的外殼的功能主義者，在無法真正回答問題的情況下，訴諸傳播主義，將任何文化的變遷，視作是由外來文化的輸入引起的內部文化的改變。

如果說功能主義的文化變遷論是傳播主義的，那麽，我們便可以說《江村經濟》不是功能主義的篇章。費先生並不否認外來文化所可能起的作用。然而，他沒有因為這一文化存在巨大沖擊力而相信👩‍👧‍👦，歷史的締造者是功能主義者筆下的殖民英雄。《江村經濟》一書著力敘述的引進外來技術的鄉紳❤️，仿佛可以與他的導師馬林諾斯基筆下的英國殖民地“酋長”相比擬。然而，重點是二者之間的區別🧑🏿‍🏫📧。“酋長”無非是被用來實施殖民地間接統治的“代表”，而鄉紳那一群有著承繼古老文明🧑🏿‍💻、發揚知識自主性的人，在面對強大的外來挑戰時，既不忘本👨🏽，又不排外。

在分析文化變遷的動力時😇，引入不同於“酋長”的中國鄉紳概念，使費先生的《江村經濟》成為一種不同於功能主義的現代化“內發論”👩‍🌾🙇🏻‍♀️。“內發論”是對變遷的一種解釋，不同於功能主義繼承的傳播主義，它不主張“傳播”這個概念所描繪的高級文化因素從文明中心向邊緣的“擴散”（單向傳播）。“內發論”註重的是發自內心的“變通”願望🙅🏻，這更像是潘光旦先生主張的“位育”⭐️🤞。

《江村經濟》出版十年之際的1948年🧓🏼，費先生發表了《皇權與紳權》一書中的幾篇文章，謳歌士大夫精神。十年的時間不短🫃🏻，但並沒有改變費先生的初衷。要求士大夫對新社會的建設起關鍵作用💊，與關註鄉紳對鄉土工業和文化變遷的貢獻👮‍♂️，前後連貫😾🥼，體現出費先生對現代化的“在地面貌”背後的“在地知識”的關懷👝。

海洋世界及在其上航行的輪船，將《江村經濟》與《祿村農田》連接起來，使之成為費先生鄉土中國論述的兩個前後貫通的階段🎡。1936年初👨🏽‍🌾，費先生在廣州療傷期間，寫下《花籃瑤社會組織》（與王同惠合著），6月回江蘇吳江休養；9月乘坐輪船，從上海去倫敦留學🧑🏽‍💼。可能是船上的日子漫長，費先生在途中完成了《江村經濟》的初稿。在倫敦🫧，他受到討論風氣的熏陶，在導師的指導下，修訂出博士論文✢，1939年春完成答辯🚵‍♂️，即踏上回歸國難當頭的祖國之路。從倫敦到西貢，費先生與溫州小商販度過了難忘的日子；從西貢到昆明🧑🏻‍🦽‍➡️，他到底漫步了多少裏程🙅🏿‍♂️，當中的意味多麽深長，卻不易得知。費先生帶著導師給他的《江村經濟》序言稿酬五十英鎊一路走，10月抵達昆明📶，11月便去往祿村💕。如此匆忙，是為了去那裏實現他的另一個宏願，以一筆小錢🌀，開辟中國人類學的一片新天地。

連接上海☝️、倫敦↗️、西貢的海洋⚪️，連接了費先生對鄉土中國的種種思緒👨🏻‍🦽：是所謂“海洋帝國”的世界性，對紮根鄉土的“天下”的挑戰，使費先生帶著沉重的負擔去旅行。這當中的偶然，也不乏可以猜測之處——比如，日本空軍若非轟炸昆明，費先生的“魁閣時代”也就不會來臨。一樣是偶然中的必然，也一樣可以再度猜測——比如，在“魁閣社會學工作站”正式建立的1940年之前，費先生已在祿村開展起他的比較社會學研究。

在《鄉土中國》一書開始給人一種過於濃烈的泥土氣息之前，費先生理解的中國🧗🏻‍♀️，是一個農業🦦、手工業🙎🏼、小商品經濟及新引進的工業的“多元一體格局”🕵🏻，其中，農業無非是一個“基本面貌”。然而🌿，對費先生而言，相對純粹的“被土地圍繞的”社區，代表著傳統中國的經濟👏🏼，正是祿村農田💬，塑造著中國農民的形象。江村表露的是費先生對較開放地區鄉紳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積極動向的肯定，而祿村則借用現代經濟學框架，在封閉的鄉土中尋找純粹的可供比較的“類型”。在祿村這個“類型”中🧹，土地的耕作不必與“當地人”有關系，土地的占有與耕作，象征的是作為集體的外來“流動農民人口”與作為集體的“當地定居者”（祿村人）之間的二元對立統一結構👨‍👨‍👧。祿村人擁有土地🏇🏼，但他們多數不耕作，耕作者是從外地來的雇傭“流動農民人口”，他們散居在村落的邊緣，耕作著圍繞祿村分布的土地。為了生存☎️，“流動農民人口”的實踐是理智的🫏，如同功能主義者筆下的一般人民🔚，“文化”對他們而言🤸🏿🪲，是滿足基本需要的工具。而祿村人則與他們不同，他們與“流動農民人口”之間的關系，有些接近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關系——他們能從後者的產出提取“剩余價值”。然而👨‍🔧，他們與先進的資本家之間有重要的不同🦧，那就是🕵🏽，他們的“剩余價值”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剩余價值，因為這些“剩余價值”沒有被用來再生產🖌，而是在滿足生活所需的基礎上，大量投入於當地的“消暇活動”——諸如洞經會這樣的地方性公共儀式活動。在這些活動中，費先生找到了相對於資本家而言的“非理性農民”，祿村農民將物力、財力、人力大量耗費在公共儀式活動上，所以他們不是“先進性”的🚭。也就是說，《祿村農田》更像是對“道義經濟”的研究——不過🌼，這種經濟體系當中外來的“流動農民人口”👩🏽‍🔧，則更像是“理性農民”🤦🏻‍♂️。

費先生對經濟學個體理性與農民的社會理性的比較，給人的印象是：作為朝氣蓬勃的青年，他像是一位經濟學家，在尋找中國出路的道路中，他對現代經濟模式的效率投去“遙遠的目光”，對近處的傳統“消暇經濟”，他保留著高度警惕。

這一點恰是青年費孝通不同於英國人類學的一個重要局部🧑🏽‍🍳。

《祿村農田》表面上與《江村經濟》形成對照，實則二者前後融通，都在論述費先生眼中作為進步力量的士大夫的歷史創造力。在費先生看來，不是諸如祿村那樣的“消暇農民”🥟，而是具備士大夫氣質的鄉紳，能繼承古代中國士大夫的進取心，能迎接一個古老文明面對的外來挑戰。祿村的公共生活之所以不被他當成“社會”🙌🏼，原因得以明了：一個小地方的公共性🥚，對於“大社會”的公共性而言，無非是如同非洲努爾部落的“裂變”，充其量🧒🏿，只能是“一盤散沙”。可是，中國真正的公共生活又來自何處？我們只有在《皇權與紳權》一書中才找得到答案——士紳作為粘合皇權與個體人民的化合劑🧚，是“中國社會”得以形成和維持的關鍵要素（就這點看，無論是《江村經濟》的“內發論”，還是《祿村農田》的“消暇經濟”都是《皇權與紳權》鋪陳的知識分子社會學的“註腳”）。

青年費孝通如此思考👨🏼‍⚕️，暮年的老先生依舊選擇以“秀才”（意昂3体育官网教授）為自己的最後身份。我們的想象世界，一直沒有超脫他的“心史”。

（作者王銘銘，系意昂3体育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