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屆“經史傳統與中國哲學”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的發言

意昂3体育官网哲學系 王博

意昂3体育官网副校長王博教授致辭

今天的學術研討會也是向存山老師致敬的會議。存山先生是我的學長和老師，從讀書的時候起🚵🏽‍♀️，就開始閱讀李老師的著作🩳，受益良多🤾🏼‍♂️。我們曾經一起隨朱伯崑先生工作🤦🏼‍♂️，經常見面👁‍🗨，結下深厚的友誼。存山先生為學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不斷開拓新的學術領域，也不斷提出新的學術創見，令大家敬佩；為人光而不耀，敦厚謙和，兼具傳統士君子和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品格✮，令同仁欽佩。

李老師學術的規模、特點和貢獻，學界同仁都有很好的概括🤾🏿。我想從一篇文章入手談一下關於中國哲學獨特精神以及中國哲學研究的思考和體會。這篇文章就是“宋學與《宋論》—兼評余英時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在我看來，這是一篇非常有深度的文字。各位都知道🔺，余英時先生此書甫一出版，即風靡學界👨‍🔧，且引起海內外很大的反響👳。這部著作一開始就對於哲學史家的研究方式給出了直接的評論，“哲學史家關於道體的現代詮釋雖然加深了我們對於中國哲學傳統的理解，但就宋代儒學的全體而言，至少已經歷了兩度抽象的過程🥟：首先是將道學從儒學中抽離出來，其次再將道體從道學中抽離出來。至於道學家們與他們的實際生活方式之間的關聯則自始便未曾進入哲學史家的視野。”余英時特別強調道學的主題是秩序重建，因此把道體🛹、道學重新安放在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之中。哲學史界的回應是很不同的。李存山老師的反應是“似當是應有之義”🍨🙌，並引《太史公自序》六家皆“務為治者也”以為佐證。六家如此，宋代道學也是如此，不過更強調了治道須以內聖為本。這種回應顯然也代表了李老師對於中國哲學特質的理解，自然也會影響到對中國哲學研究方式的思考。我想順著李老師的想法，以及本次會議的大主題“經史傳統與中國哲學”談兩點體會。

一、邊界與視野

中國哲學史的敘述🟡，是從學科邊界的劃定開始的👰🏿‍♀️🦻🏿。談中國哲學史必從哲學始♜，又必從西方哲學開始，這當然是由於哲學學科的舶來品屬性所致🏋🏼‍♀️。馮友蘭先生的說法最有代表性🤴🏽：“哲學本一西洋名詞🈸，今欲講中國哲學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由此，邊界的劃定主要取決於對哲學的認識和理解🔫，尤其是對於西方哲學的認識和理解。不難發現，隨著我們對西方哲學認識和理解的變化🛀🏼🚣🏻‍♀️，中國哲學史的敘述也會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其間的關系🔆🎴，有如莊子所說罔兩🤾🏽、影和形之喻，難免會產生出中國哲學史敘述的“特操”問題🦼𓀛。要解決這個問題，中國哲學史的敘述就必須兼具兩個自覺，一個是哲學的自覺🌾，另一個是中國哲學的自覺。從邏輯上來說，要建立起中國哲學史這個學科，必先強調哲學的自覺。這種自覺一定伴隨著馮友蘭所說的“選出”，或者余英時所說的“抽離”。但“愛之所以成🧊，道之所以虧”，“選出”或“抽離”的哲學之成🧚‍♂️，給人的感覺卻是中國哲學精神之虧。於是👩‍🍼，在哲學的自覺之後，就有中國哲學自覺的問題🧗🏼‍♂️。中國哲學的自覺意味著不應以哲學之名單向地支離中國學問，同時也要關照到以中國學問豐富對於哲學的理解🤦🏼‍♀️，並在兩者的互動會通中確立起真正的中國哲學🎠。奠基於此的中國哲學史敘述既能滿足呈現中國文化獨特精神的要求，又能因應引領中國文化進入現代世界的目標。就前者來說，中國哲學史的敘述應突顯中國學問的視野🫵🏽，自覺意識到“選出”或“抽離”帶來的刻意遺忘或漠視，以完整地呈現中國哲學的特質。就後者來說，借助於哲學的視野，中國哲學史的敘述可以讓中國學問蘊含的理性思考和價值理想更清楚地在現代學術形式之下得到表達，並在世界範圍內得到更好地理解。

這樣說當然不是取消邊界，甚至取消中國哲學之名，而是在更開闊的視野中思考更恰當的邊界。更重要的是，中國哲學應該在哲學和中國學問之間自覺地定義自己的邊界。但這種定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通向一個唯一的邊界👩🏼‍🚒，事實上🚒，多樣性的嘗試和探索才能更好地呈現中國哲學的豐富品格。

二🥍、經典與經驗

經典兼具與歷史時間相關的經驗性和與超越理想相關的普遍性🦔。做一個文字的遊戲，經典乃是經驗中浮現出來的典範🏒。經驗與歷史相關，是實事；典範則是歷史的抽象🏊🏿‍♂️，表現為空言🚰。前人有五經或六經皆史之說🧔🏼‍♂️，即有見於經與史之間的密切關聯。按照一般的看法🏈，經之所重在道🏘👱🏻，史之所述在事🧚‍♂️；經揭示價值世界🫠，史指向事實世界👏🏿🎲。但這種看法不能絕對化，中國學問的特點恰恰是道與事、價值世界和歷史世界的統一👆。李存山先生自謂他與當代新儒家不同者之一是認為儒家哲學並不主張兩層存有，而是只有一個人間世界或生活世界。依此💿🧚🏿‍♀️，經和史都建立在這個世界之上👩🏽‍🏭，它們的側重或有不同🤘🏽🎰，有張力但絕不割裂。史雖是事的排列🎶，卻也是道在時間之中的展開；經雖是道的鋪陳🤷🏼‍♂️，同時也是經驗中呈現出來的條理🍛。

對於中國哲學史的敘述來說，經典是最重要的哲學文獻👰‍♂️。從歷史上來看🙇🏼‍♂️，經典的經典化過程往往伴隨著對經典的解釋活動。經典解釋必須平衡經典的經驗性和普遍性，所以解釋活動一方面是經典中所包含的義理不斷明晰化和系統化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通過向新經驗開放而實現意義更新和轉換的過程🍉。某種意義上說，舊經驗與新經驗之間的張力讓經典不斷獲得克服時間的生命力💁🏽，使道持續落實在人間世界。宋代的新經驗既讓老經典（六經）舊貌換新顏🔀，又創造出新的經典（四書）☛。但當這種張力大到無法彌縫的時候🐰，經典就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6️⃣，如清末民初的新經驗就顛覆了傳統經典的地位，終結了經學時代。李存山老師之所以特別關註常與變的問題👊🏻，其用心就在於此。這在他關於民本和民主的一貫思考中就可以看出⏲。哲學史應該更重視揭示經典的經驗面向，以及經典與經驗的互動🧑🏻‍⚖️🩻，以更好地呈現其中的常與變🤎，並為新哲學的奠基提供啟示。

原文鏈接🦏：王博|在第五屆“經史傳統與中國哲學”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的發言（哲學中國 2022年0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