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是人類最早冶煉和使用的金屬。由於青銅的主要成分或以自然狀態出現，由於青銅本身作為一種合金所具有的一些物理性能，諸如熔點低、硬度高、易於鑄造成型等，使得其排他地成為人類使用金屬的首選和發端🧑🏼‍🦰。於是青銅器便成為人類發明陶器之後的又一項重大發明，一次以火為能源的又一次科技革命。

青銅器的出現對於提高社會生產力、促進人類社會的全面進化和加速度發展，起了劃時代的歷史作用↩️。因此成為繼石器時代———這一人類社會史上最漫長🫰、最黑暗的歷史時期之後一個新的時代的主要標誌，這就是考古學所謂的“青銅時代”。

青銅器是農業文明的產物。農業文明是內足性文明🦸🏿‍♀️，其首先需要定居，定居使農業文明獲得了空前的和最大程度的文化積累，從而使其發展日益高出其他文明🧋🤩。定居農業是青銅器起源的基本前提和必要基礎。這在內不足的流動性文明⚰️，如遊牧文明、海洋文明那裏👨🏽‍🏭，特別是在生產力相對落後的歷史條件下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大致同時或先後擁有青銅器的所謂世界四大古文明均為農業文明就是很好的說明🛶。

青銅器的冶鑄製造除定居外還起碼需要兩個前提性條件： 其一是農業與手工業的社會分工和隨之導致的專業工匠的出現，以及人類物質生產勞動與精神生產勞動的分離；其二是相對大規模的社會協作。青銅器生產屬於一種社會化生產🕵️‍♂️。人類的社會化生產是建立在社會分工基礎上的🩼，是分工提高了勞動效率和技術水平，促進勞動過程的統一和協作之後實現的🏄🏻‍♂️👰🏼‍♂️。而這種分工基礎上的統一協作必須要在一種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即國家政權的督導下才能實施。青銅器生產需要造模、製範❓🛂、冶煉🚶🏻‍♀️、澆鑄等工序🤙🏿，而澆鑄更有嚴格的時間限製，需要諸多人同時操作，因此必然是在國家政權督導下完成的。

青銅器冶鑄是集當時全社會智慧而為之的高尚行為👳‍♂️，或者說青銅器是當時社會最高智慧聚焦的產物，代表著當時社會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最高水平，是史前社會文化質的飛躍或實變的結果🧔🏿‍♀️，並因此才真正奠定了人類社會實現由蒙昧到文明歷史跨越的物質文化基礎。也就是說⬅️，從此人類社會才最終得以告別蒙昧、戰勝野蠻、步入文明⇾。

一

青銅器的最初產地並非中國。中國古文獻記載夏禹之時“收九牧之金鑄九鼎”🧔🏻‍♂️😵‍💫，“以銅為兵”。晚近諸多考古發現也同時證明🥼，中國青銅文化始於黃河流域的夏王朝時期。中國從公元前21世紀即擁有青銅器🏆，或確切地說即從西亞引進並掌握青銅冶鑄技術正說明我們祖先的明智和非凡智慧🌅。

然而更為重要和有意義的是，我們祖先的如此引進乃“ 先天而天弗違”（《易·乾卦》） ，並非機械地或簡單地仿效或照搬👩🏻‍🦯，而是基於我國特有的自然生態及社會機製，對其做了一種大的社會功能的改變😦🥘，由此使中國古代青銅器與其他古文明的青銅器相比🏇🏽，呈現出明顯的特殊性和優點。中國古代青銅器區別於其他古文明青銅器的一個最為顯著的特征是： 更多的不是以生產工具或武器的形式出現於社會物質生產領域或與之相關的社會層面♦︎，而是用以製造形態各異的青銅禮器用以在當時社會精神文明中發揮著高尚和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們的祖先為何做出如此歷史性的選擇，即為何選擇青銅器作為禮器，作為溝通人神（鬼）的重要中介？ 究其根本原因，當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第一，由材質言之，青銅器作為新興的高端技術產品🍂，必為當時全社會尤其社會上層的普遍新奇和珍視🫲。

第二，由製作言之，同陶器一樣，青銅器是人類采取物質文化的製造手段生產出來的，因此可以隨意賦形🔻，可以根據人們特定的功用需求製成一定形狀樣式，這與玉石等天然產物有所不同。而且青銅又具有恒久不壞，損壞後也可再回爐重鑄的特點，這與石器、陶器等一破而不能再合也不相同，經久耐用，可以“子子孫孫永寶用”🕊，滿足人們追求永恒的心理🤵🏼‍♂️。

第三🪀，由功用性質言之📕，乃取決於青銅器本身的基本性質和社會功能，而這一點尤其重要🏄🏽‍♂️，特著重予以闡述發明🧘‍♂️。

《禮記·禮器》曰：“三牲魚臘，四海九州之美味🐼，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 鄭註：“金炤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 是可知，在古人心目中青銅器具有兩大功用及其特性🚴‍♀️：一是“內（納）”，二是“設”。納則“示和”🧑‍🚀，設則“見情”。納乃是青銅器的第一位的基本功用🧓🏿。所納對象亦即文獻所謂“實物”😟，無非“三牲魚臘”“四時之和氣”等，具體而言也就是犧牲👨‍💻🍹、黍稷👩‍⚖️🧚🏼‍♀️、酒醴以及沐水之屬。其目的則是將諸如此類分別納入鼎豆尊彝等各類禮盛而調和之以供祭禮之用✍🏿。《說文》🖥：“ 鼎，和五味之寶器。”《呂氏春秋·本味》載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此均納金“示和”本義留存之例證📎。《國語·鄭語》🙉：“（史伯曰）夫和生實物，……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肢以衛體。” 《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嬰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實際都在申明以金調和或“示和”之意。鄭玄囿於五行說而不解其旨🂠，註上引《禮器》篇曰🦜：“金從革👨🏽‍💼，性和”😺。後儒或響應之👨🏿‍⚕️，實謬而不然👃🏻🧑🏼‍🦰。

其實所謂以金“示和” 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上述納金以示和是指實物於禮器而調和，此和是“以他平他”之和，旨在和五味以適口🙎🏻‍♀️，我們可以稱之為內和。值得特別註意的是，上揭《國語》史伯所說“豐長而物歸之”和《禮器》篇鄭玄註“金炤物”之“物”，還有眾所周知的《左傳·宣公三年》所謂“鑄鼎象物”之“物”等🫰🏽。這裏的“物”究竟作何解釋呢？ 其實答案非常簡明📧。物者，方物、神物、靈物也。也就是人們所崇拜的神靈，抑或視之為自己祖先所由來的神物，有類於西方所謂“圖騰”🚣‍♀️。當年傅斯年先生在其《跋陳擿君春秋公矢魚於棠說》首次發明“物即圖騰”，可謂真知灼見🚶‍➡️。其實先秦文獻所見諸多“物”字🛌🏽，多可作如是解🛒。如《尚書·旅獒》“畢獻方物”；《詩·大雅·生民》“有物有則”；《左傳》之《隱公五年》“取材以章物采”，《桓公二年》“五色比象💆🏼，昭其物”，《宣公十二年》“百官象物而動”👥；《國語》之《周語》“服物昭庸”🍑，《越語》“民神雜糅，不可方物”♨️；以及《周禮》之《春官·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司常》等“旗物”，《大司樂》“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等等。而為什麽要炤物、象物呢？ 為什麽要象物於禮器🕛，識物於旗、服呢？ 其意義可謂重大。如《左傳》所說鑄鼎象物的目的是“使民知神奸……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也就是力求“神人以和” （《尚書·堯典》）。此等“示和”，我們不妨可稱之為“外和”🧔🏻‍♂️。中國古代青銅器的文化意義正是在這裏得以高度體現。因為中國文化是天人合一的禮樂文化，是道德倫理型文化，其最終根據乃是“ 形而上的天地境界”🫔。我們的人文祖先以默而識之的關照態度🚵‍♀️，體悟到天地自然的運行之道，進而以此來規製或構造中國古代社會的範型和運作模式以及人的行為準則或生活範型。由此使中國文化具備了一種“循天道，尚人文”、尊天敬祖、既重道統🧑🏼‍💻，更重血統的道德倫理品格🥬。青銅禮器紋飾象物示和🏓，也就是圖飾象征生人自身所由來的神物於宗廟禮器🕖，以求天人或神人之和諧，正反映出這樣一種重本重源重傳統的意識和一種本然的歸屬感。這正是我們民族傳統文化基本精神的具體體現。因此《易·系辭上》曰：“製器者，尚其象。”尚象即尚和♕，即尚神人、人人之和。而其和無疑是社會🦑、人道之最高也是最基礎之和。

所謂“設”🤵🏼‍♀️，即設金🚣🏻‍♂️，或曰“次金”🏊🏼‍♂️，也就是設置青銅樂器鐘鈴之屬。《禮記·哀公問》中一段記載可視為上揭《禮器》篇“金次之🛹，見情也”的又一有力佐證：

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

宗廟祭祀時，須首先以青銅鐘之類奏樂🐻，激揚和聲，以感通神靈，協於上下🛗，振發感情👩🏽‍🎨，進而敬獻頌歌，用報祖先之大德🏃‍♀️。《周禮·春官·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庸器即彝器💅，即宗廟禮器👨‍👨‍👧‍👦。筍虡即鐘镈之類青銅樂器的懸架🙈。鐘镈懸之方可發聲為樂。《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杜註：“億🧜🏼‍♀️，安也。”） 則樂。” 《國語·周語下》：“（伶州鳩曰）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如是而鑄之金……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故諺曰： 眾心成城，眾口爍金。”可見設金為樂即旨在和物、和人。和物即神人相和；和人即人人相和，也就是社會和諧，以至天下和諧。物和是前提🚣🏿‍♂️，人和是目的🪐。故《周禮·春官·小宰》講禮職：“以和萬邦，以諧萬民，以事鬼神”☀️。而三代青銅鐘多自銘“和鐘”🤸🏿、“協鐘”🏄，即其明證💑。

和則樂，和則“見情”。荀子曰：“樂者，樂也，天地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樂論》）樂就是使人快樂👩‍🍼，齊就是就是協調一致👨🏼‍🍳。樂的基本作用就是可以充分表現人的情感本源及其變化🫷🏽，可以使內在情感以一種適宜的狀態表現出來，從而使人心心相通，和合協調。這就是《禮記·中庸》所雲：“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而典禮時由樂所發或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情感🪘，之所以中節🧑🏽‍🦲，之所以適宜🪵，之所以和🫄🏽，就在於它是對祖先的崇敬之情和感恩𓀙、報恩之情🦖。這實際也正是禮的根本精神和由來：“先王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禮記·禮運》）

因此🥝👶🏽，青銅器之所以被歷史性地選擇為重要禮器🐈，最終還是在於“禮”🚫🥜，在於禮的特質及其規定性🙋🏻。

中國文化是禮樂文化🚉，其核心是中庸觀念👮🏼‍♀️。所謂中庸➕，包括“中” 和“庸’ 兩個概念👨🏽‍🌾。中乃適宜➡️、適中之謂👨🏽‍🏭；庸則規律也，常也🚀✏️。中為體👉🏻，庸為用💅。中是適宜🧝🏽‍♀️，庸就是以適宜的方式行為。以適宜的方式行為就是善👨🏿‍🦰💆🏻‍♀️。《禮記·中庸》曰：“極高明而道中庸💂🏿。”極，則也🤘🏻。高明者上天大自然🧔‍♀️，極（則）之而道中庸者乃祖先🤵🏻。上天大自然何以高明🕺🏼？ 秩序而和諧。如荀子所謂⚫️：“天地以合🧝🏼‍♀️，日月以明8️⃣，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荀子·禮論》）秩序即禮的精神，和諧即樂的精神。我們的人文祖先即以天地的序與和為依據👋🏿👼🏼，行其所宜⚛️，創造了中國社會的模式———禮樂社會和禮樂生活🏊🏿。這就是上揭孔子所謂🕸：“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禮記·禮運》）《詩·大雅·生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萬民由天而來，物💁、則即人類具體生命本原———神物與人的生命準則———禮同時而生。禮乃先天之本然存在👰🏿，“本於太一”（《禮記·禮運》），屬“天之道”，為“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一言以蔽之⭕️，禮是先王，是祖先聖人的偉大發明和創造，於是祖先聖人自然“以德配天”，成為道中庸，即開啟中庸之道者。《禮記·郊特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史記·禮書第一》🪘：“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 因此禮的本質就是敬天孝祖🧕🏽，“報本反始”（《禮記·郊特牲》）➜，報答上天大自然和祖先的大德。《說文》解釋禮的本義👊🏻：“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這就叫“禮尚往來”。對神事之以禮👨🏼‍🦳，則“神人以合”🧚🏽‍♂️，即得以福佑，而人自安🧙🏻‍♀️🐈‍⬛。其神🤾🏼‍♀️，一是天♌️，一是祖先🤸🏻。我們在《禮與禮器》一文中稱為“天道自然神” 和“人道祖先神”。所以孔子說🐤🧚🏼‍♀️：“明乎郊社之禮🪦，褅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禮記·中庸》）郊社之禮的主要禮拜對象就是天道自然神👩‍❤️‍💋‍👩🤦‍♀️；褅嘗之禮的主要禮拜對象就是人道祖先神。禮既然由此兩大系統構成，其禮拜對象既然分為天人，那麽就必有不同的行禮方式，必用不同的禮器，而要在投其所好。對於上天大自然而言，其畢竟“有大美而不言” （《莊子·知北遊》），“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詩·大雅·文王》）⏭。因此所用之禮器🗯，亦即溝通天人的媒介，被歷史性地選擇為以玉、帛為主。因為“玉帛為二精”（《國語·楚語》）🦄，二者乃“得天地之精”（《淮南子·俶真》）。至於人道自然神，則相對易於交通，因為“祖者，始也，己所從始也”（孔穎達疏《詩·大雅·生民》），乃生人之本之由來。因此乃“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礿、嘗、烝“享先王”（《周禮·春官·大宗伯》），所用之禮器，主要是酒醴、犧牲、黍稷之類。然既為神聖🤖🤵🏻‍♀️，其用地、用具必不同於生人。是用地必在神主所系處🗿🏌🏼‍♀️： 宗廟；用具必以特定之器： 宗彝🏌🏽‍♂️⛹🏼‍♂️。所謂宗彝，即“宗廟之器”，也就是今天所謂青銅禮器。

青銅器🧑🏼‍🎤🤛，先秦經典專稱“器”👲🏽，是人道之禮或曰宗廟之禮中最為固定而顯要的禮器。其主要或核心的功能是用作向人道祖先祭獻之禮饋，即上述酒醴、犧牲、黍稷之類的特定盛具，或曰禮盛🤷🏼‍♀️。此外，由於其材質和製作技術等方面的特點及優勢，青銅器還被堂而皇之地用為祭禮，無論天道之禮還是人道之禮均必備的樂器👩🏻‍🍳、儀仗器🫡、車馬器，以及典禮前參祭者所用的沃盥之器。

而更由於如下方面的原因🍨： １.青銅器鑄造需要大規模協作；２.青銅材質新奇適用而堅固👩🏼‍🎓，並不像玉、帛那樣有著明顯的消耗性；３.器物造型特殊⛑️： 多卓碩🪭、莊重而美觀，且紋飾富於重要涵義；４.設置地點和陳列方式特殊： 位置相對固定而顯赫🍕，多成列而配套。在加以實物之重要和品類之眾多。因此青銅器便自然而然地成為古代禮器系統中最重要的構成，而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進而被賦予了更多和更特殊的意義🤷🏽‍♂️，其地位也自然得以提升，以致成為所謂“彝器”，成為“可常寶之器”（杜預註《左傳·昭公十五年》）、“大常之要器”。今所見三代青銅器多自稱“寶”“尊”或“宗彝”等就是明證。其中功能相對更重要📸、陳列位置相對更顯赫、造型莊重、儀態高貴、紋飾更富於寓意而實以犧牲的首要之器———鼎自然更是鴻鈞獨運，最終成為象征或指代國家政權和帝位的所謂傳國重器。這一特殊文化現象其實正印證了中國古代禮樂文化以及禮的基本特點和根本屬性。中國文化是“超世間而即世間”的文化👩‍🏫👩🏼，是倫理道德型文化，是重人的文化🫄🏼。而“祭神如神在”（《論語。八佾》），“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 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 （《論語·陽貨》） “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莊子·齊物論》）。世間是否真的有神，不必深究➜，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祭思敬”（《論語·八佾》）。重要的不是儀式，不是禮器🕍👍🏽，而是內心之敬、內心之誠🌠。重要的是人是否得到心靈的安和和寄托。所以荀子說“禮者，人之所履也”🤷🏻‍♀️，“禮者，人道之極也”（《荀子·禮論》）👨‍🎨。王安石說👨‍👦：“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王安石《禮論》）

二

分類研究是考古學研究的基礎環節，也是古代文物研究的基礎環節，而此研究又當建立在對研究對象社會歷史功能的把握的基礎上，因為功能決定類別。一定的類別，或一定的形製，必然根基於其特定的功能用途。也就是說，不同的功用便有不同的器形和類別🛀。因而不計其功能用途的任何形式的所謂分類，其實都是不可取的，都是片面的，其意義終將大打折扣。

中國古代青銅器的基本社會功能是作為宗廟禮器，在當時最為重要和高尚的禮活動中擔綱特殊角色👨🏻‍🌾。因此青銅器的分類研究比當首先定位於禮，必當以青銅器在禮活動中的特定功能用途🥹，或曰在禮器系統中的特定位置為基本著眼點和依據。只有當我們對禮🧚🏿👩🏼‍🌾，對禮的特質🌋、禮的構成、行禮對象和方式，尤其是所用禮器，乃至禮與禮器的發展演進有一個系統的全面認識和基本把握🧚🏻‍♂️，才能正確而有效地進行分類。這樣的分類才是合乎歷史本來的分類，才是正確的分類🏸。以往金石學家或考古學家所作青銅器分類多存在一些偏失▶️，或總令人心有未安🌆，其主要原因就在於偏離或無視“禮”這一根本。即令有以功能用途為標準進行分類者👈🏿，亦只是從人的現實生活出發，根據人的日常生活行為來推斷青銅器的用途而作以分類。諸如容庚、唐蘭🤸🏿、陳夢家及日人濱田耕作、水野清一等，這顯然失之一偏。至於單純以器物表象形態進行分類者，諸如日人梅原末治，和為糾其瑣細而簡而為之的李濟先生🕟，則亦顯離題，至今學者少有稱引🎊，甚至基本被人遺忘⬅️，便是很好的說明。

青銅器分類研究中的首要問題是器物的定名，器物定名是分類研究的基礎環節。因之青銅器的定名便成為起始很早，但至今仍困擾學者的一種專門的學問。青銅器定名的方法無非有二，一是根據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禮書的記載；二是根據青銅器銘文的自名🚴🏽‍♂️。自鄭玄👰‍♂️、許慎🧑‍🏭，宋代金石家至今，概莫例外。近代定名研究最有成就者首推王國維💇🏼‍♂️⏱，除《說斝》《說觥》《說盉》《說彝》等以外，其最大的貢獻是提出“共名”與“專名”說🪒，於學術界以重要啟迪🩶。

“共名”說是青銅器分類及定名研究不容回避的問題。其中最主要有三個字至為關要，第一是“器”🧗🏻‍♂️，第二是“彝”，第三是“尊”🌶。

關於“器”，當年陳夢家先生把其列入“最大的共名”一類，這是卓有見地並確然有據的。在先秦典籍中，“器”乃青銅器的專稱。諸如《尚書·旅獒》：“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物🙍🏻‍♂️。”《左傳·成公二年》🙇🏼‍♀️：“惟器與名不可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左傳·襄公五年》🙋🏿‍♀️：“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左傳·文公二年》：“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穀梁傳·成公十七年》：“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 《國語·周語上》🫵🏻：“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製其器用。”《易·系辭上》🧕🏼：“以製器者尚其象。”《易·序卦》🌭：“革物者莫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等等皆明確無疑。《周禮》之《天官·大宰》記載所謂“九貢”，“器貢” 赫然居其第三；《秋官·司約》載司約分治“神”“地”“功”“器”和“摯”，其器即“籩豆俎簋之屬”（鄭玄註）👨🏻‍🦲；《天官·內府》、《天官·玉府》和《地官·鄉師》等還有見“器”與“兵”，“器”與“玉”等並舉，如《玉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上春⚙️💇🏼‍♂️，釁寶鎮及寶器👨🏿‍🚒。” 《禮記》亦無所例外。如《郊特牲》：“ 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𓀄。”《禮器》🚶🏻‍♂️：“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月令》：“非祭非喪，不相受器。”《中庸》：“修其宗廟，陳其宗器👇🏻。”而《月令》所謂👩🏼♍️：“天子居青陽左個🥝，……其器疏以達👩🏻‍🦳；……居名堂太廟🎹，……其器高以粗；……居大廟大室，……其器圜以閎。” 則更指青銅器莫屬🧑‍🦱。先秦典籍中🚒，於“器”又往往由特定的修飾或限定詞。諸如“宗器”、“祭器”👨‍🦯‍➡️、“彝器”👨🏽‍🚒、“分器”🤦🏿‍♂️、“庸器”♠︎、“大器”、“寶器”、“重器”🎇、“吉器”、“祼器”等等其大多專指青銅器。這與青銅器銘文所見是基本一致的。諸如，“吉器”、“祠器”、“祥器”🗜、“念器”🙇🏿‍♂️、“尊器”、“寶器”👅、“寶尊器”等等⛹🏽👨🏼‍🏫。“器”為何專指青銅器，實際有其深刻的原因，這就在於“器”字之本身。“器”字不見於甲骨文，最早見於西周金文：

《說文》曰：“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 許釋近是📊，然雲從犬，乃屬臆斷👩‍🦽‍➡️。小學家對許說多一概否定，有失公允。而大多囿之以犬而作解，則更繆爾不然。其實“器”字四口之中並非“犬”，細觀今文所見“器” 字諸形，其所從正是“物”👆🏿，即上揭“象物”“昭物”之“物”。器惟圖物才成其為器，也只有器才能鑄以“象物”“昭物”。所以《禮記·哀公問》說：“鼎得其象👇🏼。” 《易·系辭上》說🐵：“製器者尚其象🧑🏻‍🎄。” 《易·系辭下》說：“象事知器。”今天所見考古發掘所得或傳世的大量青銅器上所是形形色色的象生類圖像紋飾，如龍🪞、鳳（鳥）⛹️‍♂️、蟬⚆、蠶等🏊🏻‍♂️，就是由金所昭（炤），而用以“使民知神奸”🐌👩🏼‍⚖️，“能協於上下”的“物”象😻，而既非單純的美化裝飾，又非某學者所謂幫助巫覡通天的動物。於是“器”與“物” 融為一體，相得益彰，尊於宗廟，成為禮活動，準確地說人道祖先之禮器中最為固定和顯要的構成，因此後來文獻多以“ 器物”聯稱𓀐。

關於“尊”和“彝”，王國維均視為“共名”，這是對的。然特別強調🤾‍♂️：“尊有大共名之尊（禮器全部）👨🏻‍🍼，有小共名之尊（壺、卣等總稱），又有專名至尊（盛酒器之侈口者）。”則多屬臆斷📔。其實二者判然有別⚪️。首先尊實際並非如其說為“大共名”👩🏻‍🦰🟫，更非“專名”👨🏼‍🦳。而彝則屬於宗廟禮器之總稱或曰大共名，而與“器” 相同。古籍常“彝器”並稱🤘🏼，或習稱“宗彝”✯，而絕不見“尊器” 或“宗尊” 之謂即其證✸。金文通例“尊彝”或“寶尊彝”，乃屬偏正結構組詞，“尊” 在此只用以修飾或限定“彝”，而與“寶”字相類。又金文所見“祭器” “祠器” “祥器” “念器” 等🙅‍♀️，完全可以理解為以“器”代“彝”➖，如稱“祭彝”“祠彝”似亦無不可🏄‍♂️。但如稱“祭尊”，則不合金文辭例🤾‍♂️。因此當年陳夢家先生將“尊”從“最大的共名”中剔出是正確的。

總之尊與彝的最大不同是： 尊只領稱盛酒和醴的宗廟禮器，既非專名又非大共名👮🏼‍♀️。而彝則既領稱盛鬯🙋🏻、灌鬯之器🧚，又為包括尊在內的一切宗廟禮器的總稱。也就是說🙍🏼‍♀️，彝才是所謂大共名，故自古即有“宗彝” “彝器” 之稱。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的先德為何作出如此選擇🎻🙋🏻，即不以犧牲之盛或黍稷之盛，也不以酒醴之盛中盛酒、醴的尊，而是以彝這種盛以郁鬯的祼器來代表合同稱所有宗廟禮器呢？ 其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彝的特殊的社會功能💁🏻‍♀️，在於彝在人道之禮中所擔綱的重要角色，即實鬯以行祼祭🧑‍🦯‍➡️，以降祖先神靈。宗廟之祭必以祼禮為始🚴🏿👨🏽‍🍳，這也是廟祭之常規。所以《說文》釋彝為“宗廟常器”是正確的。由此彝字引申為“常”義也是順理成章的🌖。然而彝何以唯我獨尊地成為宗廟禮器的代表和總名，則還有更為深刻的原因👩🏿‍🎨，這就是彝字形體結構本身所保留或傳達出來的信息🤽👋：

原來彝字既非許慎所釋從系從米，亦非如諸多古文字學家所釋：“從雞從廾，象手執雞💊，指示彝所從之形體”，而是以“圖騰來做字形的構造”，雙手所廾（拱）或所執與上揭“器”字相同，不是別的而正是物，是方物🤢，是神物，亦即圖騰㊗️。雙手拱之自然示以神聖和永恒🤟🏻。因此“彝”便自然成為人們率爾循之的物則和“常道”。是詩人吟唱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於是象物之彝器順理成章地擔綱起實鬯祼鬯之常禮，自然便成為宗廟之常器☆🛥，彝字也就進而成為一切宗廟之器的代稱和總名了。同時我們的先德作此歷史性的選擇🕥，即排他地突出彝在禮器中的地位🧞‍♀️，也正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本精神👨‍👩‍👧‍👦，彰顯出中國文化是重人的文化這一特質🛁。

那麽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具體理解“尊”和“彝”呢？ 只有一條途徑🫀，這就是文獻與實物相結合，而對古籍，尤其是先秦禮書🚴🏿，在前賢先哲的基礎上進行一種全面的系統性的再研究當更為重要。通過對相關全部文獻的系統的梳理，通過在此梳理基礎上結合出土實物，特別是考古發掘所得實物所作深入考察，我們得出如下結論：

“尊”為盛酒🦸🏼‍♂️、醴以獻祭之器的統稱，或曰小共名；尊屬“以小為貴”，“以下為貴（廢禁）”，“以素為貴”（《禮記·禮器》）⟹；基本形製是： 口較大，容量多🦹，足座實；《周禮·春官·司尊彝》等所謂“六尊”分別是： １.犧尊🫅，簡稱“犧”9️⃣，包括今所謂牛尊、羊尊、主尊、犬尊等。均背上開口🥵❕，有蓋。２.象尊，簡稱“象”👮，包括今所謂鳳鳥尊🧱、鴟鸮尊✍🏿、鳥獸尊🕚、犀尊、象尊等。背上或頸部（鳥形器）開口。３.著尊👮🏿，或曰甒，即著地無足或圈足，侈口無蓋無耳器。包括今所謂尊、觚、無蓋圓觶等。４.壺尊，體型或圓或方，有蓋，或有耳🫴🏻，或有提梁。包括今所謂壺💭、卣⇾、有蓋扁圓觶等。５.大尊，或曰瓦大👰🏿‍♂️📗、泰、缶。有蓋，包括今所見自名缶👇🏽、櫺者🪭。６.山尊，或曰山罍🎒，即今所見體型較高🕉，肩有雙耳💣，圈足有蓋罍等。尊屬排序分別為： 犧、象、著🤶🏻、壺、大🤣👱🏽‍♂️、山，由小而大。罍亦屬尊類盛酒、醴器，體型最大，地位最低，居六尊之外，或附之六尊之後，古籍常以尊罍並稱便是其證。

“彝”既為大共名🔫，又為盛郁鬯以祼祭之器的總稱🐩，亦可曰小共名；為宗廟之常器💇‍♀️♜，屬禮器之地位較高者；基本形製是： 有流🧑🏽‍⚖️，有鋬🧇，或有可把握之提梁👨🏿‍🔬，四足或圈足😙，並常以“畫布巾冪之”（《周禮·天官·冪人》）；《周禮·春官·司尊彝》等所謂“六彝”分別是：１.雞彝，即今所謂盉（封頂）。２.鳥彝，即今所謂爵，由雞彝分化而來，乃祼器而非飲器👉🏽。３.斝彝，即今所謂斝。盛鬯或溫鬯之用。４.黃彝⛪️，即今所謂觥或觵，俗曰“黃目”。５.虎彝，今所謂觥中作虎首而四足者👩🏻‍💻。６.蜼彝♿，即今所謂鐎類器👨🏿‍⚕️；彝類之排序亦大致是由小而大，小而尊，大而卑🩼。

器與尊彝名義既明，我們就可以進一步結合古代文獻，結合出土和傳世實物，結合青銅器銘文的自名，對諸多通行器名一一作以具體考察👨‍🔧，辨是否非💆🏻‍♂️👩🏿‍🏫，以最終達到名副其實🫃🏻🦡。

在這裏結合具體器形對青銅器自名進行考察有其特殊的意義👩🏼‍🍳。三代青銅器自名現象十分普遍🚣🏼，大抵銘文四字以上者都自標其名。只是或共名，或專名#️⃣，或省稱🌌🤹🏻，或代稱👆，或連稱❕，或互稱，不一而足🧏🏿‍♀️，比較復雜🍓。其中對分類最有價值的當屬互稱📭。我們可以歸納如下幾種情況：１.鼎🧓🏼、鬲、甗互稱。如母生鼎、季貞方鼎、倗浴鼎等自稱“鬲”；昶仲鬲♿️、夨伯鬲、公姞鬲自稱“鼎”；王人輔甗自稱“鼎”；誨鼎自稱“鬲鼎”等。２.簋、盨、敦、蓋豆等互稱。如諫盨、華季益盨、伯鮮盨自稱“簋”；錄盨📌、伯庶父盨自稱“盨簋”💂🏼；公豆（ 蓋豆）、衛始豆自名“ 簋”🎥；滕侯昃豆、節可忌豆自名“敦”。３.盤、盂、匜♍️、盉、鑒互稱。如倗匜、夆叔匜自名為“盤”📝；匽公匜自名“盤匜”🍤🏫；毳匜❓🎖、朕匜自名“盉”；鄭伯盤🙎🏿‍♂️、封孫宅盤自名“盤匜”🌝；令盤、免盤自名“盤盉”；裘衛盉自名“盤”；王盉▶️、王仲皇父盉自名“盤盉”；齊侯鑒自名“ 盂”；昶伯盤自名“ 監（鑒）”；４.鐘鈴互稱。如敬事天王種自稱“命（鈴）”🦁；邾君鐘自名“鐘鈴”；許子鐘自稱“鈴鐘”🙆‍♂️。５.戈⭐️〽️、戟互稱🐒。王孫誥戈自名“戟”；犢共畋戟自名“戈”🧛‍♂️。諸如此類👆，當說明其間必然存在某種內在聯系⚂，這就為我們分類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據。

諫盨

青銅器既為宗廟之器，欲了解其功用👉🏻，欲弄清其類別👩‍❤️‍👨，必首先明乎“嘗褅之禮”🧠。據先秦禮書等記載，祭祖先人鬼之禮基本有肆、獻👨‍🔬、祼🙆🏽‍♀️、饋食和四時祭（即“時類”：祠、礿、嘗、烝）🕺🏻，還有大祭褅。各禮均有其不同的行祭方式和所用禮器。這就需要對有關記載作一系統的考察和對比分析🧉📪。如《禮記🧎。明堂位》記載：“以褅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鬰尊用黃目🔷🧍‍♀️，祼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聯系我們前面對尊彝的考證及其所引文獻🧑‍🦽，就可以從根本上理解這段記載💃🏻。顯然，宗廟之禮器起碼有如下類別🤓，１.盛牡之器🗜，即俎和梡嶡，當然必有鼎豆🤸🏼；２.尊，即盛醴🔛🧎🏻‍➡️、酒之器💂‍♀️，有犧、象、山、罍等🕉；３.盛鬯、灌（祼）鬯之器，有鬰尊（彝）、瓚、爵🗻🏌🏿、角、散（斝）🦷。其次還有“朱幹玉戚”😴、“大路（輅）”“龍旂弧韣”（《儀禮·覲禮》）之類➗，當然或不必是銅器👨🏻。

根據如是系統的考證，基於對青銅器特定的社會功能的認識🏭，我們把中國古代青銅器分為如下五大類。

（一）禮盛———即古代文獻所專稱之“器”，或所謂“宗廟之器”、“祭器”🏋🏻、“庸器”、“宗彝”、大寶器可以“尊彝”概稱之⏺。以其實物之不同分為四小類🤷🏻‍♀️： １.酒醴之盛，即“六彝”“六尊” 之屬🗞，即盉（袋足）、爵、角、斝、觥🤾🏽、鐎和犧尊🦥、象尊、尊（侈口）、觚、壺💫、卣✊🏽、觶#️⃣、缶（小口）、瓿、罍等🤾🏻‍♂️；２.犧牲之盛，即鼎、豆、俎、鬲、甗之屬；３.黍稷之盛，即簋、簠👨‍🦯‍➡️、盨、敦🧎、蓋豆、盞、鋪之屬🦧；４.沃盥之盛🧉，即典禮前參祭者盥沐潔身以示虔誠之所用盤、盂、盉（圜底柱足）🏃🏻‍➡️、匜👨🏻‍🦼、鑒、缶（大口）之屬。

（二）樂器———即典禮時所用以迎神祇，以隆其盛，以營造和諧之氣氛者🧎‍♂️‍➡️，亦即文獻所謂用以“見情”者。包括鐘、鈴、鐃、鐸、鉦等🤞🏻。

（三）儀仗器———古代文獻所謂“舞器”👨🏻‍🦳、“朱幹玉戚” 以及“軍器” “戎器” “兵器”，還有所謂“金輅” 等飾件等。即典禮時參祭者和侍衛者所執或所乘用，包括鉞、戚🧑‍🧑‍🧒、矛🧕🏿、戈之類和車馬器等。

（四）明器———文獻或謂“鬼器”“喪器”“窆器”“兇器”“肆器”（陳屍之器）等。乃墓葬之特殊隨葬用器。寬而言之，實亦可謂之禮器，兇禮之用器，人之送終之葬器也💂⌛️。

（五）用器———文獻中所謂“燕器”“養器”“用器”“任器”和“射器”“賓器”“媵器”以及“褻器”（便溺之器）等均屬此類，周代青銅器中有自銘“器”者亦當歸於此類。此類器之青銅配料或與青銅禮器有所不同，有的則未必是青銅製品🏌🏻‍♀️。當然此類還包括少數工具等。

三

分類是分期的基礎。沒有正確的類別分析，就不可能有正確的分期。因為分期是在橫向的類型分析基礎上的縱向研究🧏🏿‍♂️，是考察各類器物形製的發展演變的規律性和階段性。而器物形製的演變必在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下進行，必然基於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青銅器的分期不同於一般考古學遺跡遺物的分期。其原因主要在於青銅器的特性♟，即堅固耐用💆🏻‍♀️，造型規範🙅，專業化程度高而工藝傳承性明顯🥒。同時更為重要的是，青銅器是精神文化的產物———禮器，而作為禮器，其形製及組合關系的發展演變與禮的發展演變有著必然的聯系👨‍🚀。

我們在《禮與禮器》一文中所指出🤴：“禮是中華民族順應自然生態的偉大創造，她對於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法社會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宗教意義👒。由此構成中國文明最基本的特征和最重要的標誌🧑🏻‍🦼，由此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素質🛁。”禮自“絕地天通”之後誕生以來，就成為中國文明社會的重要支柱⏫，而隨著人的智力的提高🔩、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其作用和影響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因而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和階段性。這就是司馬遷依荀子說所總結出來的💆🏼‍♀️👨🏼‍🦱：“始乎脫💃，成乎文，終乎悅。”

夏代史料有限，《禮記·禮運》篇講“大人世及以為禮”，則顯系後儒追述。考古發現除二裏頭宮殿建築基址外👧🏿，禮器亦然無多，只見酒器爵、盉、斝、觚和個別鼎🙉。但陶禮器業已形成一定的組合，玉器形製也具有了一定的規範性。因此夏禮之存在當是毋庸置疑的，只是粗疏脫略而已🚎。

商代史記載在司馬遷筆下與夏史同樣簡略，考古發掘所見的早商遺跡遺物雖然已遠較夏代為豐👨‍🍳，重要者有數座城址及其宮殿建築➡️，為數有限但形製較大而且已略成系統的青銅禮器等，但總的來說，禮依然處於一種相對脫略的階段☝🏿。晚商由於甲骨蔔辭的大量發現🙆‍♂️，由於大量玉器🏜、青銅禮器和祭祀遺址以及大型陵墓的發現，大大彌補了歷史記載的遺缺⛹🏻，使我們的研究有了前所未有而真實可靠的材料和依據。

從甲骨蔔辭的記載看🦸🏻，此時多元的自然神靈崇拜已經從人們的意識中淡出，綜合了各種神靈屬性的“一神化”“人格化”的“帝”已經產生🙅‍♀️。而此“帝”實質上就是依照世間“大人”，即氏族先王或商王的形象創造的至上神🌡。陳夢家在其《殷虛蔔辭綜述》中將“帝”的權力歸納為十六種之多，祭名之多也令人稱奇，可見神權觀念之濃烈🍿。然而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這就是祖先崇拜的空前強化。蔔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的權力已與“帝”的權力很難區別。於是神權與政權開始合一🥒，禮已明顯註入了“尊君”的時代內容。也就是說禮的社會化🚣🏻‍♀️、政治化、人倫化的進程已經歷史性地向前推進了，由此進入它的新的歷史階段：“成乎文。”這就是孔子所謂“因於夏禮”而有所損益的“殷禮”🧑🏻。諸多考古發現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蔔辭、玉器💁🏿‍♀️、白陶禮器🧗🏻‍♀️、大型車馬器且不必說🤏🏻，單論作為晚商禮器系統中最顯赫構成的青銅器🥺，其數量之巨、器型之偉、紋飾之奇、工藝之精，可謂獨步整個古代世界。而且功能已趨明確👨🏽‍⚖️，種類多而齊備，顯然已形成一個較為嚴整的宗廟禮器體系🙆🏽‍♀️。

如果說“周因於殷禮”確屬歷史事實，那麽“周公製禮作樂”則更應是歷史之必然🪕。我們看到，周初物質文化，尤其是青銅器，確實與晚商非常相似，但是不久文化面貌之差異便日益顯現出來，這無疑應視為周人“製禮作樂”的直接結果🎛🤦🏻‍♂️。所謂“製禮作樂”實質上就是對殷禮作以適時、適當而全面的“損益”🙍，使之向社會人倫化和政治化進一步推進，“進德製禮”，由“神治”逐漸走向“人治”，從而建立起周人自己的禮製體系———周禮。具體而言主要有三點。其一是禮拜對象被明確地規範為以上帝為中心的天神、地祇及山川四望等自然神和以氏族先王為中心的祖先神兩大部類🐒，並且規定和完善了各相應的行禮方式和儀節👨🏼‍✈️；其二最為重要，就是對行禮對象、行禮方式🤟🏻、所使用禮器以及祭禮時所佩玉瑞等都作了嚴格的等級規定👨，諸如只有周王才能舉行郊祀天地的大禮🧏🏻。諸如“天子舉以太牢（九鼎），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國語·楚語下》），諸如“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周禮·春官·大宗伯》）等等。而周禮為何作此嚴格的等級規定，其原因或基礎就在於由親親而尊尊，由宗統而君統🚔、由血統而道統的歷史演進，在於宗法血緣關系的日益政治化，在於宗法製的最終創立🎖。其三就是“援德入禮” 或曰“進德製禮”🎃。這直接反映出對人道祖先崇拜觀念的進一步加強和人文精神的初步發育。

於是，作為中國文明重要標誌的禮在經歷夏商兩代以至周初數百年發展之後，終於步入它的製度化的鼎盛時期🙅‍♂️，也就是說，西周禮製終於正式確立📡。於是🧍🏻‍♀️，作為其物質載體的禮器也終於發展成為一個功能齊全、構成完備🙇🏽‍♀️、形製規範的成熟體系。而其中青銅禮器尤為發達和規範🎖。西周青銅器不同於商器的最顯著特征，或者說周代青銅器獲得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標誌有二： 一是酒醴之盛大為減少，犧牲之盛和黍稷之盛相應增加，亦即如考古學家郭寶鈞先生所說，由“重酒的組合” 轉變為“重食的組合”。二是出現長篇銘文🧛🏼🏋🏽。這兩大變化同時說明了一個事實👩🏿‍🔧，即對人道祖先神的進一步重視和祭祀宗廟祖先之禮的社會功能化與政治化。

春秋戰國時期，人文覺醒，社會動蕩，宗法封建體製日薄西山𓀛，禮終於步入它的新的也是最後一個階段———禮崩樂壞🤏🏿。人的自覺必然導致禮本然之神性的泯滅🛌🏿，於是禮便順理成章地抽象升華為單純理性的道德條目🩼，成為社會生活的基本準則。於是青銅器便隨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即逐步走下神壇🫲，而日以深入社會日常生活。其時代特征主要是：１.周王室的青銅禮器銳減🚾🥏，諸侯國青銅禮器大量湧現。２.出現鑄幣、度量衡具、銅鏡、帶鉤、燈特別是璽印✳️、符🧏🏿、節等新興銅器種類🤟🏿。３.青銅器紋飾幾何化或圖案化，莊嚴肅穆之氣消失殆盡，並出現以人的社會生活為題材的寫實風格的新型紋樣。銘文亦趨於裝飾化🍊，由先前器內或蓋內轉移到器表之顯著位置，並極盡裝飾美化之能事🙋🏽‍♀️。

基於對禮及其發展演化規律性的認識🪱，基於對青銅器及其形製發展演變規律性和階段性的考察👅，我們把中國古代青銅器的發展大致分為如下四期：

第一期，發祥期，即夏至早商。器類相對簡單，酒醴之盛較多，有盉👨🏻‍💻、爵♾、斝🥪🤹🏿、觚等🥌，早商稍晚出現卣、尊、罍。另有鼎以及個別方鼎👨🏼‍🎓、鬲、盤。不見樂器，僅見個別銅鉞和矛；工藝較具原始性，形體多較輕薄，早商方鼎等稍厚重；紋飾以單層幾何形花紋為主🚶🏻‍➡️，樸拙而簡練，二裏崗上層出現獸面紋。尚不見銘文👬🏼。

第二期🧑🏽‍🦱，勃興期，即晚商至周初🫳。器類驟增💌，各種禮盛基本齊備🍐，樂器、儀仗器🎆、車馬器，除鐘以外似均已出現。其中酒醴之盛無論數量、種類、形製、工藝都可謂登峰造極😶‍🌫️，而且空前絕後。尤其動物造形器千奇百怪🖕🏻，犧、象🥶、鳥⏫、蜼、虎、兔，形象各異👩🏻‍💼🗒，極盡姿態🧝‍♀️。紋飾繁縟精細👨‍🦱，莊嚴詭譎，琳琅滿目🧔🏻，出現雙層乃至三層花紋，動物象生紋種類繁多🦴，形神各具👩🏼‍🍼，盛極一時；銘文出現🎿🕕，但為篇尚短，多見所謂徽號之類👨‍🦱，字體古拙奇譎🧛，較具象形性。

第三期，規範和鼎盛期🕵🏼‍♀️，即西周早中期。器類趨少但各得其所🏡，酒醴之盛銳減🎚♨️，犧牲之盛⚀🀄️、黍稷之盛相對增多，方鼎消失，青銅鐘出現；動物造型器明顯減少，器形普遍規整而厚重，工藝精良🐖；紋飾風格肅穆莊重💖，主題花紋除龍⏯、鳳、蟬紋之外，其他動物紋飾陡然消失；出現長篇銘文👮🏻‍♀️。字形體勢開張敦厚，端莊大氣🧍🏻。

第四期👛，持恒和衰落期🚵🏿，即西周晚期。周王室器有所減少🤘🏿，諸侯國器開始增多。盛行於晚商以至周初的常見的酒醴之盛基本消失。器形尚規整，但漸失莊重之感🏌🏻‍♀️。出現並多見隨葬專用的青銅遣器（明器）🚶‍➡️，器形小而做工粗簡。紋飾漸趨圖案化，簡化或變形龍🎪、鳳🧖‍♀️、蟬紋即竊曲紋🏂🏽、重環紋、垂鱗紋等風行一時👩‍🚀，遣器紋飾粗疏🕛🧑🏻‍🌾。銘文多長篇而行文、措辭套化，內容多為宮廷冊命、征伐👩🏼‍🚀、獄訟等。字體整齊劃一，尚瘦勁勻稱，或有方格。

第五期，轉型期，即春秋、戰國及其以降🏌🏿‍♀️。青銅器走下神壇，走出宗廟⚂，而進入社會上層日常生活。出現印璽符節、貨幣、度量衡器、燈、帶鉤等全新器類。紋飾風格大變😉，一是更簡化和細密化的變形動物花紋💪🏼，即所謂蟠龍紋成為主體花紋，戰國晚期更以幾何紋飾帶取代通體滿飾的紋飾傳統🍼🚵🏼。🫃🏻；二是出現表現社會生活的寫實圖案紋飾👨🏿‍🍳。銘文多由器內轉於器表🧜‍♀️，或錯以金銀，富麗有加👩🏻‍🍼，其影響及於漢代。

當然應著重申明的是，青銅器的分期研究必須以考古學類型學的研究為基礎👩🏻‍🎓。這裏考古學家鄒衡師在其《試論殷墟分期》中所昨晚商銅器分期可謂具有開創性意義和典範意義的工作。青銅器紋飾和銘文的研究是青銅器研究的重要方面。其意義除可作為分期斷代的依據之外，更重要的當在於其本身所具有的社會文化意義，這就是我們上揭所謂“炤物”“見情”或“象物”的具體表現。

中國古代青銅器花紋千姿百態🦋，種類繁多，然概括之無非有兩大類🦵🏼，即動物象生類和幾何線紋類。後者主要用作附屬性紋飾🤙🏽。較有意義的是前者，而尤其是其中作為主題花紋者🧛🏽。動物象形類花紋主要有龍、鳥、蠶、蟬、龜🧚、魚、象、虎以及個別鹿、兔，而龜、魚、象🤲🏽、虎👨🏼‍🏭、鹿、兔等均於商代晚期和西周初期濫觴一時之後驟然失傳🧑🏼。龍（蠶）鳥（鳳）和蟬則是貫穿始終的主題花紋。龍、鳳、蠶、蟬最終成為青銅器一貫始終的主題花紋，其象征意義無與倫比，先秦古籍所謂“鑄鼎象物”，所謂“昭物”、“圖物”以至於“服物”🧔🏽‍♂️🐦，其最根本和最終的意義至此便昭然若揭。龍、蠶↪️🧶、鳥（鳳）🏬、蟬不是別的，正是“物”，方物、靈物、神物🪰，亦即“圖騰”🪗。因此中國青銅器花紋的社會文化意義至為明確和重要🧓：“報本反始”“慎終追遠”🦖。因為“龍，水物也”🙅🏻‍♂️🏃‍♂️，“水以龍”🧛🏽‍♀️，“蠶為龍精”⏲；鳳者，風也👴，鳥者，卵之母也；而蟬則“潛蛻棄穢”🦫，“抱樸而長吟”，“飲露恒鮮”💅🏼。蛻則“有仙都羽化之靈姿”🆖，“與萬物遷徙而不自失”。露者非他，酒醴是也。

張光直先生所謂青銅器花紋上的動物是協助巫覡通天的“助理” 一說顯屬千慮之一失👫🏼，其根本不符合古代中國社會之實際🚴🏼‍♂️。青銅器花紋表現的是一種社會人倫或人文的精神🔲，而絕非超世間更非超自然的理念。因為如上所再三申明，“禮，人之所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而青銅器乃宗廟人鬼之器。還是那句話，中國文化是重人文化，是“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禮樂文化。

青銅器銘文“乃銘書於王之大常” 者，宗廟之器🙎🏿，即彝器、庸器，正乃大常之要器。《左傳·襄公十九年》🌍：“銘其先祖功烈以示子孫，明明德而懲無禮。”《禮記·祭統》：“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善，功烈……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以祀其先祖者也。”銘文的出現，是禮與禮器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宗法封建領主貴族壟斷交通天人的特權合法化，神權🫳🏽、政權合而為一之後🥥，進而實現祖先崇拜的社會功能化和政治化的結果，故而也是宗法製的必然體現。

青銅器銘文之內容及其字形，修辭、句式、文法均構成青銅器斷代的重要依據。同時更重要的是，三代青銅器銘文是中國最早而可靠歷史文獻之一👍🏿。而西周中期出現的冊命封賞之類銘文則更可直視為宗周宮廷文書👒，並可證《尚書》等傳世文獻之可靠。

如果說青銅器花紋所體現的現實人文精神尚不夠明確的話🎮，那麽與之並存的青銅器銘文則是這種社會政治人倫意義的直接證明🤳🏻。青銅器銘文的出現、定製和發展所反映出的正是原始崇拜👩🏻🚤，即多神拜物教的自然崇拜日趨淡漠而被祭祀文化🙅🏼‍♀️、禮樂文化先後取代，禮樂文化最終獲得強勢發展的中國上古社會的實際歷史進程🧔🏿‍♀️。

2003年5月第一稿

2005年9月定稿

（原載於《考古學研究（六）》🙎🏿‍♂️，科學出版社☂️，2007年🗺，收錄於《禮與禮器——中國古代禮器研究論集》，本次刊出做了一定的增益和修改）

原文鏈接👨🏿‍🎨：張辛｜青銅器禮義論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