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張靜，意昂3体育官网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政治社會學、社會變遷🙆🏽🤵‍♀️。

一、關於數字智理的目標

數字化建設正在各地全面展開，其必要性已經獲得普遍共識——在管理方面，行政組織更易掌握信息，提升治理效率；在發展方面✨，行業生產關系得到優化，有利於構築企業競爭新優勢……但是對立的評價仍然不絕於耳🥀：行政決策的集中程度更高，基層忙於上報材料，卻也無權（決定）了🚽；平臺壟斷和信息不對稱，助長了被動控製，可能產生新型的剝削關系……這些分歧暴露了一個問題🚦：當前數字化建設的主要目標，限定在追求組織效率，掌控治理信息👲🏿、了解市場需求🫸🏻，但是對於更廣大的受眾🤫，他們的目標如何得到體現？對於社會文明的全面進步，數字化建設能夠貢獻什麽？

雖然數字化建設已經在網絡監督🧚🏿、商貿授信、外賣點餐、車船機票、移動支付🧏🏼‍♀️、停車收費方面使社會廣泛受益，但仍有不少“建設”僅以管製甚至設置障礙為目的。比如👪，各種信息的管製主體分割，相互信息封鎖🦊，造成不同領域的重復填報和審核⇨，很多人不得不奔忙於大量無價值的勞動🫶🏻。更有互聯網會議和網課由於詞匯捕捉而被中斷，妨礙了社會資本——人際信任與合作——的發展，但對於真正破壞社會的網絡詐騙滋擾，詞匯捕捉卻難以阻擋。這說明網絡監管設計似乎主要指向防範政治問題，但對破壞經濟和社會發展、有礙秩序文明的行為，卻鮮有防範作為。而我們知道🔌，很多沖突的起因👩🏼‍⚕️，是由於經濟和社會問題得不到解決🧡，才轉化為政治問題的。

是什麽限定了數字化建設的目標？這拷問推動者和受益者的觀念🤹🏼。數字技術有用，但本身是中性的，使之為什麽目的使用📠、為誰使用🌵，影響著建設方向📚。利用數字化提升組織效率、擴展競爭機會雖然不錯，但是遠遠不夠🏰。數字化建設應指向更廣的經濟和社會建設目標🚣🏽‍♀️，服務於企業👳🏿‍♀️、居民及其經濟和社會問題解決，把人的創造性從被動的受控中釋放出來。

是否讓數字化建設增益社會和治理方式的進步，關系到怎樣真正體現我們的執政理念——以人民為中心的基本原則，更關系到完善國家建設的基本特征🖐🏻。如果我們的目標更高——力求達到“新型現代化國家”，那麽衡量數字化建設，就不僅只有效率工具的標準，還應有社會文明的價值標準🫑，即，是否能全面增進社會效能、提升文明治理的質量。

二💂🏻‍♀️、關於數字信息的法律環境

數據作為新的資源被人類大規模開發使用，可以類比農業文明進入工業文明之際的變化：資源形態從人手、土地🚣🏻🍥、房產和金銀細軟，擴展為電力機械、公司、期貨👨‍👦、股票和債券🧑‍⚖️。善於掌握新資源的人🖱，相對於原有資源的掌有者，擁有資產的價值和速度迅速上升。所以現今全世界市值排名前十的公司，大部分都和數據聯網科技有關🧜，但前50年完全不是這樣。數字信息是一項新資源，如何利用它們，需要國家力量創造法律環境。因為數字時代的資源性質有所不同👣：資源流動和利用的環境發生了改變。

從前人們已經熟悉的資源形態主要是有形資產，比如人力🗜、房產💏、土地、實業、可支配存款及金融債券、股票等。這些資源的特點在於⛵️🦿，容易識別所屬法人和組織。資源通常由明確的擁有者控製🌃，如果他沒有同意，別人就很難利用🤍。因為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利用他人資產，無異於偷盜甚至搶劫🏵。有形資源的特點之二👩🏿‍💼，是資源信息分散、傳播有限🍎🤲🏽、集中困難𓀍。它們主要通過人際交易獲取🧐，對有形資源的非法利用👩🏻‍🦯‍➡️，很容易被發現並予以製裁🧑🏽‍🚀。

但今天的情況有所不同，由於電子技術的廣泛應用🤸🏽‍♀️，人類活動的痕跡本身成為資源。它具有使用價值⚡️，而且很容易記錄、傳播🧹、控製、修改和集中。知曉大眾的行程信息，就可以順應其生活方式，有針對性地建設商業娛樂設施；掌握人們的電話信息🍫，就可以大規模輸送廣告和功能APP，搶占市場先機🆕；采集人們的生物信息，就可以用於實驗和製藥；獲取智識信息（講課錄像、論文和數據）🙍‍♂️，就可以實現在線教育，售賣證書；匯集網絡內容的點擊信息👳🏽，就可以控製傳播影響力🐥；擁有人臉識別信息🛼👰🏽‍♀️，就可以實施調查和跟蹤👩‍🦱；取得錄像錄音信息，就可以作為法律證據參與審判，還可以通過公共傳播發起道德審判👊🏻；掌握金融借貸信息，就可以得知消費者的信用歷史💁🏻‍♀️，並利用其拓展借貸客戶🦸🏽‍♀️，追蹤他們的資源轉移和交易活動……

行為痕跡的資源性質是全方位的。作為經濟資源🙇🏻‍♂️，這種信息能夠產生巨大的利用價值——比如了解市場🙎🏿‍♀️，分析不同消費者的偏好及支付能力📧，可以發現潛在投資市場、保險市場，甚至人為創造新市場（比如購買和物流需求）🟤🧗🏿‍♂️。數字支付讓財務隱私變得困難，私人和組織資產更容易透明化；作為社會資源👩🏽‍💼，人的社會活動痕跡可以構造新關系👩🏿‍🔬、建立新社群——比如旅行團、俱樂部、社會組織等，還可以毀譽人設形象🧑🏻‍🔧🧑‍💼，使有的人變紅🍥，造就數億追隨者，有的人被扒，促使其社會性死亡🤾🏽‍♂️。作為政治資源，掌有行為痕跡信息的一方，權力優勢顯著上升，控製效率空前提高，率先發展數字貨幣標準者，有機會獲得全球戰略的影響力；網絡運營商在國際上市被要求上交數據包🛍️，可以對目標國家形成信息安全威脅🤸🏼；運用訪問權和評論區🧑🏻‍🦽，可以更方便地進行意識形態動員🤽🏼，無需龐大組織和人手協助♨️，就可以直接發動人們參與社會運動……

這些跡象表明，人類活動的痕跡本身𓀎，具有廣闊的可利用性，作為一種新的資源形態🚴🏻‍♂️，數字能產生巨大的價值👩🏼‍⚕️。所有人都是痕跡的生產者🌭，但誰是它們應當的擁有者👋🏿、控製者、獲益者及所有權者呢？不十分清楚🍏，至少沒有上述有形資源那樣清楚。

這些新的變化前所未有，對於人類完全是一種新經驗🏺。它弱化了普通個人的自我保護能力——比如避免自己的信息被不良使用，所以必須由公共組織開啟新的法案程序，設置痕跡信息的收集、使用、目標👨‍🚒👳🏿、所屬等權限🦸🏿😲，運用法製規則防止不良獲利及傷害的發生。當信息作為一項資源被開發運用時，新的現實要求法律變更，出現新的權利界定和資源/利益配置。因為與任何一種資源相比，數字資源的監管更難，而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是現代政府的責任🤷🏼‍♂️。

三、關於防止信息阻隔失真

數字信息的特征是更新快速👶，它的優勢——記錄和流動的成本低、通道多，同時也造就了它的劣勢——極易出現阻隔和失真問題✡️。當手機和電腦可以成為工具，那麽每個人都可以製造和傳播信息。這就好比👷‍♂️，一個媒體不再只有自雇記者和職員🏌🏿‍♂️，因為億萬讀者都可以成為其所需信息的記錄者和提供者。如果信息的通道媒介足夠多元🥄，壟斷信息的成本自然上升✋🏼，因為沒有辦法要求所有的信息提供者⏱🧏‍♀️，都按照一種觀點、使用一種渠道上達信息🌼。對於克服壟斷，這不是一件壞事，但查驗信息失真的成本也相應更高了。

以行政事務為例，由於基層治理事項紛繁復雜，為了搞清情況⚙️，上級往往高度依賴基層的行政匯報。這種匯報無論是文字還是口頭，都必須要有人手親自到場，了解情況4️⃣，統計數據後整理材料🥟🙋‍♂️。這個過程很容易受到上報人的判斷和目的，或者是上報人所屬組織的目標、利益和意誌的影響。材料上達的渠道單一，上報人和組織都難免不對後果有考量，所以有選擇上報的失真常有發生。比如一個地方出了交通事故🧀，本是車主面臨各種失意的故意報復舉動🚵‍♂️，但有關方面擔心事件損害工作業績，遂定性為刹車失靈意外事故上報。顯然，如果僅僅依賴行政上報這一個通道🩴，一些重要的信息可能在達到上級之前，在基層就被改變了，這是基層治理的頑疾。

基層阻礙“問題信息”上達，很多情況下並非有意欺騙，而是尋求“行政避責”的結果。因為屬地管理中重要的一項，是追究管理者的連帶責任。基層領導都負有劃片管理責任，轄區出現問題常被歸結措施不力、工作不細、管理不善，有損於自己的政績和上級印象。比如出現社會報復故意撞擊，在上級眼中，是防範問題不到位，基層領導必須承擔執行不力的責任，接受行政處罰🧜🏽‍♂️。這些處罰不僅妨礙個人升遷，還影響到單位績效和提成獎金👤。基層幹部當然不想管轄屬地出任何問題🍹，尤其不希望上級知道問題，所以行政避責常見🧘🏻。連帶責任將所有相關者捆綁在一起擔責，目的是強化監督，但對行政系統產生的“意外”激勵1️⃣，是千方百計防止問題外泄🦹‍♀️。只有隱藏信息、阻止不利信息上達，才可以有效地保護自己👧🏽。連帶責任激勵出的行政避責動機📝，是上下信息傳遞的重要障礙所在💁🏻‍♀️🦻，它會促進各級行政的自保，慣性地消解或壓製問題，以阻止信息的正常傳遞。

但數字時代可能通過信息比對克服這一問題，因為信息上達的渠道變得多元了🏀。一個通道擋住了信息，另一些通道會上報網絡，如果二者矛盾🧑‍🔧，必將引發調查。這樣，單方面壟斷通道將會變得更加困難🎁🕵🏼‍♀️，選擇性上報空間更小。所以我們經常看到✝️，數字化建設之後👩‍❤️‍👩，基層一般都會要求更多的信息處置權來減輕這一壓力。相應地🚣🏻‍♂️，如何在不同級別的組織之間設定信息處置權限，將會影響到行政關系的改變。我從杭州政府的社會調研報告中，也讀出了這類信息👩🏽‍🎓，基層行政提出的“要求”😝，有很多涉及處理信息權限的劃分👩🏻‍🔬。這促使政府反思，如何激發多渠道上報，而非依賴單一來源的信息，對於防止阻隔失真十分重要。

四、關於根據信息決策

使用客觀信息作為決策依據👱🏻‍♂️，而非僅僅依靠個人經驗和判斷👱🏼‍♀️，是國家現代化轉型的必經階段。二戰後各國政府逐漸意識到治理決策和系統掌握信息的關系🏛，於是發生了一個用社會科學知識補充傳統治理的“轉向”。而傳統的決策方式高度依賴個人判斷，在這些判斷中，決策者個人的觀念🥘、秉性和經驗往往起到關鍵作用😱。比如，傳統社會總是求教於謀略者幫助決策，但謀略是個人性的、隨機應變的、有時空局限的🪥，學習能力也因人而異🥖，所以這種決策有諸多缺點：依賴決策者個人經驗，決策因人而異，存在不確定性，需要大量的溝通磨合分歧，社會協調的成本很高🦹🏼‍♀️，政策糾錯能力低，一般是直至換人才有可能。

而現代國家治理的一個基本特征👷‍♀️✫，是降低不確定性，提高製度決策的質量✌🏿。相對於傳統的決策方式，這需要一種根基性改變🧑🏿‍💼，來降低舊有決策方式的風險。舊有決策的風險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社會在改變，很多新現象沒有人經歷過🌔，誰都缺少經驗，那麽決策的依據從哪裏來？第二㊗️，根深蒂固的直覺導致決策個人化，說服他人同意變得困難🧑🏻‍🤝‍🧑🏻，於是說了算就比說得對更重要🧖🏻‍♂️👮🏼‍♀️，這將不斷損害權威的正當性。第三，決策主要依賴人🦐，但沒有人能夠完全擺脫關系的影響。如果找關系比找根據有用，客觀上將激勵尋租行為（非生產性、非創造價值的精力投放）：通過尋求權力關系讓決策變得有利於自己💂🏽，而不是提供事實讓決策有合理依據，使之有利於社會整體。這種情況生成的反向激勵也很普遍：當決策不利於自己時，遷怒於具體的決策人而不是自己的表現，故提升自己變得無意義🤹🏽‍♀️。第四🚣🏿，由於個人的經驗和關系有高度的隱秘性🫷🏼、遲惰性💁🏼‍♂️、不可分享性👨🏼‍🚒，常常受到各種意圖和利益的影響😌🧴，很難標準化、公開🫃🏿、共享，容易產生決策不公。

利用數字化建設改進決策🕛，有機會降低這些風險。以行政評估為例🏌🏼👮🏼‍♀️，如果僅靠個人匯報和領導判斷，打招呼行為就有很大的影響空間👨🏻‍🚒🙇‍♂️。但數字化建設的證據積累，把痕跡作為評估的根據，意味著事實（而非個人經驗🏄🏽、判斷、關系）的重要性上升🍉。來自事實的信息可以對外公布，可監督🥖✶、可對照👊🏽，標準一致，這樣就把傳統決策所憑的經驗/直覺等主觀依據👩🏻‍🦽，變成了可實證可共享的客觀依據。展示事實可以降低溝通的成本👽，使說服變得容易：由於行為信息簡單中性，更加準確，難以辯駁，容易監督，推諉扯皮受到抑製👍🏼。顯然，這樣的決策不僅公正性、確定性會增強，而且磨合成本降低，更容易得到社會認可，有助於減少猜忌，形成信任和共識，從而改善政府和社會的關系。

五、關於數字技術創造的新價值

如何對待數字技術創造的新價值🚵🏼，事關治理觀念。我們對數字技術的一般看法🧵，是認為它屬於手段，是技不是略，它可以增加效率，但無關價值創造👨‍🦼‍➡️，後者還得靠人🤗。果真如此嗎？這裏的價值創造有兩個意義🍭：一是指創造出之前不存在、新的可利用價值；二是指提供新標準和規則，體現新型有益的價值原則🤙🏻。這兩方面實際上都在數字經濟新業態中出現了，卻很難在傳統治理觀念下獲得客觀理解。

數字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媒介👩‍🔧，是可以方便利用互聯網➿，放大價值和重組資源👩🏿‍🎨。比如在使用率方面⏏️，攜程不如美團，12306不如支付寶，京東不如淘寶👐🏿🦹🏽‍♂️，都是因為後者利用數字互聯重組了資源🧑‍🦲，放大了可利用價值，提升了消費者的選擇便利。這一點幫助了平臺的盈利效率提升，從而有能力降低服務成本——比如同樣一件小物品，在京東下單需要付占比不低的遞送費，而在淘寶下單則不必，所以後者能吸引更多的市場購買⛅️。他們是如何做到的？運用流量資源整合使消費者廣泛受益🧚🏻‍♂️🤦🏼。比如美團，開始於外賣訂餐服務，這些流量信息沒有被浪費🫳，而是被轉做訂餐之外的其他交易信息使用，比如訂購車票和電影票✋🏼。凡是定過餐的人都可以發現這一點🧊，既然一個賬戶這麽方便可以滿足不少需求，他為什麽還要使用另外一個充滿復雜限製的專用購票系統🏧？平臺整合流量的優勢，創造了更有效率的規則讓人追隨——我定過餐，交易就簡單了，不需要再次輸入一大堆個人信息（不得不遵從另外的標準規則）。這裏的進步，顯然不僅僅是技術🍥，它還創造了新價值：開放性而非封閉性🏗🧿，簡便而非復雜。其競爭邏輯🕵️，不再是傳統的通過限製他人，來維護自己單方面的盈利，而是通過開放便利性，使買賣雙方都能共享更高水平的效率，都能獲益。

平臺經濟的算法激勵具有同樣效果。在舊的治理觀念中🤽‍♀️，算法控製了勞動者，是一種新型的、隱藏的剝削手段。而實際上，算法控製的是勞動而非勞動者👘，它提升了勞動的產出效率🔙，但勞動者反而感到更自由了。為何網約車比出租車更獲青睞、市場更大🛣？是因為司機和乘客的確定感🎏、主動控製權和自由選擇權都提升了🙋‍♀️，人們更喜歡跟隨這種新標準和規則，而網約車平臺提供了它們。

平臺經濟出現的很多現象挑戰了勞動管理的傳統視角。經典的勞動觀念認為☝️，只有幹體力活才是勞動➕，在電腦前坐著規劃運營🤵🏽‍♂️、分配訂單，設計並依靠電腦的自動計算不創造價值，他們是在壓迫控製勞動者。所以勞動管理的中心問題👩‍👧，是反抗壓迫和控製💅。但勞動在平臺經濟下為何表現得與傳統工業經濟不同🦝？為什麽平臺經濟能夠吸引大量的年輕人主動加入？為何他們不願意進入傳統工業？難道他們在歡迎被壓迫被控製👞🐳，而不是追求更自由自主的勞動形式嗎🚼？

必須意識到🫰，上述這些問題，正在挑戰傳統的治理觀念🕵️‍♂️。一直以來，社會治理的核心是控製實體🤾🏻‍♀️，比如人和資源，基本思想是加強中心化監管。但數字化發展能夠創造價值的原因，正是在於技術有能力在加強中心化的同時☣️，提供更多的自由選擇、自我控製性和確定性🐑，這使得相關個體的自我價值感大大提升了🧑‍🦽。如果我們要推動這種進步🎶、而不是阻止社會進步，治理目標與觀念的應時改進就成為必須。

總之👽，如果我們要尋找的是更先進的“數字文明”，如果我們要借助數字化建設，推進新型現代化國家轉型🈺，就需要價值目標及治理觀念的進步，維護法治環境🧑‍🦯‍➡️，消除信息阻隔，依據信息決策3️⃣，改進治理觀念🔯，讓數字建設真正增益社會。

（本文刊載於《浙江社會科學》2023年第1期👩🏻‍🏫，原文鏈接💒：張靜 | 數字智理需要目標與觀念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