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張靜👨🏼‍🏫，意昂3体育官网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政治社會學。

摘要與關鍵詞

作為人類歷史上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中國正經歷著廣泛而深刻的現代化變革🙅🏽‍♂️。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世界現代化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偉大實踐，在客觀上位中國學界提出了一個重大的理論課題。學者們有必要直面發生在特定時空中的“中國現象”並進行學理化闡釋，從中提煉出邏輯自洽、具有原創性的標示性概念，從而為“中國現象”提供一個合理的理論身份🤽‍♂️。2023年4月23日，吉林大學“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政治學闡釋”創新團隊召開了主題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學理闡釋”的學術研討會👭🏻，本組筆談文章是在5位與會學者發言的基礎上完善而成的，其中4篇文章是圍繞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與新型現代國家構建問題進行的學術思考，1篇文章是對現代化理論的反思🧃。希望這些討論能夠引起學界對該問題的審視並展開進一步的研究，為構建既高度契合時代精神又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中國現代化理論體系提供助力。

一、如果從政治社會學視角出發，我會怎樣回答這個問題👨‍🍳：新型現代化國家既經驗可證又具理論形態的特征是什麽💆🏿‍♀️？這裏的經驗可證，指具有事實上可見的證據，區別於僅僅使用理想框架；這裏的理論形態，指應有可共享的一般性意義，區別於僅僅呈現特殊性。

“新型和現代”這個定語的關鍵點，在於它包含歷史演進性🕵🏿，所以不能忽略比較性回答：不同國家往往有其特定的歷史起源，但怎樣的演進方是新型，而不是舊型？不同國家往往面對的主要問題有異，但怎樣的回應才是現代的，而非傳統的？這樣一種討論繞不開新與舊‼️、現代與傳統的區分☪️，回避這種區分🧮🪡，就無法觀測到演進中的質變現象。我同意這一判斷👩🏿‍🦱，作為人類歷史發展的一項質變演進，現代性不只是歷史發展的新階段（有時間含義）🤦🏿，其中還蘊含著普遍性的經驗及道理👅，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性轉化是文化中立的（cultural-neutral👨‍✈️，C.Taylor，2004）。因此，如果僅僅從單一國家歷史總結現代特征🤽🏽‍♂️，不關照全球都發生的現代性轉向問題👨🏻‍🎨，我們的定義就不可能具有一般合理性😆。如果無法確定在各種特殊性中，哪些部分在不同歷史文化的國家普遍起作用🍛，最終的“特征”就很難是一個事實定義，可能在一種意識形態下成立🐔，在另一種意識形態下不成立🥮。

社會學觀測到的演進質變是什麽🧗🏻？20世紀中葉的“現代化理論”提供了初步描述：新型現代國家是工業化國家，而非農業國家；它是城市國家，而非村社國家；它是有統一語言、度量衡😵、貨幣、郵政並由次級組織構成的國家，而非基於血緣或地緣形成的松散社會𓀙；它出現了現代社會觀念（比如績效追求🧗🏿‍♂️、商業倫理）以及現代政治製度（比如代表及程序規則）☝🏽，而非受製於不可跨越的身份或等級限定👩🏻‍🦯。應該說，這些演進特征大致說明了各國走向現代的發展方向，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不過在今天看來，它們顯得不夠深入🥣。在我們對國家發展所知不多時🔢，上述目標設定或許有些意義，但是在當代，它們作為衡量新型和現代的標準價值已經十分有限。如同一個已經具備奔跑能力的人🥞，不可能總是滿足於用直立行走設定自我特征。我們顯然需要更高的演進標準。

不同於上述現象描述🤸🏻‍♂️，社會學的結構論者提出了更為抽象的區分標準🫳。他們認為🏌️，現代與傳統、新與舊的根本差別，在於國家內部社會分化與整合的程度：不同組織的角色是否專門化，在異質狀態下是否形成了協調的秩序🙆🏽。這個宏觀視角影響了政治社會學😉，比如愛森斯塔德把國家現代化定義為高度的結構分化👩‍🦽、社會流動以及規模更大的、統一的🫅🏿、集中化的製度建立的過程。可以看到，這個標準強調系統整合，而且是中立於單一意識形態或製度分類的，它不同於政治學——從政治權力分化（分權）和政治參與擴大（選舉）定義的現代國家，因為後者過度依賴西方國家的局部經驗。

二、面對這個問題🤹🏽‍♂️，政治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視角區別🎞，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觀察👉🏿。

首先，權力分布方面👩🏻‍🦳。在世界各地，集權體製可以在現代國家發現（比如當今的新加坡），分權體製也可以在傳統國家發現（比如中國歷史上的士紳體製）🈺🛳。很多國家實際上很難定類，因為它們在某些領域是集權的，在某些領域又是分權的，更有在二者間回擺的變動，所以集權和分權更像是一個國家的執政者集團根據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作出的戰略抉擇🐓，很難證明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客觀演進。

其次，歷史演進方面。雖然國家有不同的形成方式，發展存在路徑依賴，但國家從哪裏來並不等同於它向哪裏去。換句話說🐔，歷史也許能夠有助於理解它如何走向未來（方法/途徑），但很難完全決定它未來的樣子（形態/性質）。因為不可控的變化經常出現🐡，很多變化的發生並非是早先歷史的當然結果🤚🏿，而是它面臨的挑戰性環境使然𓀗🧑🏿‍🦲。環境常常導致歷史發生轉折💆🏼‍♂️、質變👏🏻🔠、或者倒退性變遷，而不是沿著原先的軌道繼續。為此，“我們需要區分哪些是過去的遺跡，哪些是定義未來世界的元素”。

在這些變遷中，發現哪些是共性並能夠影響未來是研究者的任務🧙。比如🧍‍♀️，社會學者註意到，不同國家的發展歷程出現了某些趨同現象，因此他們提出了這樣的研究問題🧜🏽‍♀️：本有不同的起源，但為何各國都出現了相似的組織同構🦆？如果說，這僅僅是一種模仿🧚🏿，但為何這個模仿有方向趨同（而不是反向），則是一個重要的客觀事實問題🧘🏻。這裏邊顯然存在邏輯，研究者需要對在某些地方尚未發生但根據邏輯必定會發生的現象👊🏿，以及在有些地方已經發生但隨著國家演進將逐漸消失的現象作出甄別🔦，辨別哪些方面是自我選擇🌚，具有暫時性🧖🏻，哪些方面是普遍自然👨‍🔧、合乎邏輯的演進。

最後✡️，國家的特征是否僅僅可從政府組織得到觀察？對政治社會學而言，“現代新型國家”討論的是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整體特征🎅🏼，而不僅僅是政府組織的特征。政府作為治理組織當然很重要，但它僅是國家中的一種組織，以部分看整體往往會偏離事實，因為社會中每種成分的目標不同🔍，國家出現的特征是這些目標相互協調的結果，很難是其中一個組織的意願。比如學界的大一統敘述，強調統領疆域、多元一體🧑🏽‍🏭、向心而圍等“國家”特征🙇，幾乎都是在談論政府組織的權力所及和管理疆域⭕️，特別是對主權所屬的象征性承認，而不是國家內部的各個成分實際發生的一體性（相互依存度）——在多大程度上關聯成為一個事實整體（be united as a whole actually）🧜🏽。以政治社會學的整合標準💹➕，事實整體的表現應該是規則一體，而文化象征的一統無法替代這種事實整體🤾🏻，甚至用其說明意識形態一統也是困難的。

三、民族主義是一種國家與己相連的意識🏃🏻‍♂️‍➡️，如果這種意識古已有之，歷史上的勞工和民眾應該視朝廷和自己攸關。他們雖然互不認識🧙，也不是親屬朋友，但同屬一個相互交織的權利及責任整體。既然是整體🐟🔈，打擊他就是打擊我*️⃣。然而，我們看到的個體行為不具備這種整體意識，他們之間共享的規則及利益攸關性很弱：勞工雖然視朝廷為權力中心，但二者在多大程度上依賴一致的製度在生存🤨？國家組織和民眾生活之間是否存在實際的互賴關系？整體意識的缺失是對背後這些事實的反映👰‍♂️。對比國人一向對家族和村莊的英勇保衛行為就會更清楚🚂，社會各部分的相互責任感來自於他們的實際關聯真實存在。而大一統關心的統治疆界問題🕣，充其量是一種象征正統的意識形態或文化想象🤵🏽‍♂️，並不能說明真正的（互為依賴意義上的）整體性存在。

民眾如此，政治精英如何🙌🏼？1904年🎨，陳獨秀在《說國家》一文中寫道，通過鴉片戰爭🚳，才令他認識到國家和自己存在一種關系：

世界上的人，原來是分作一國一國的……我們中國🤤，也是世界萬國中之一國，我是中國之一人🥸。一國的盛衰榮辱，全國的人都是一樣消受，我一個人如何能逃脫得出呢……我生長到二十多歲，才知道有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都應當盡力於這個大家的大義🏄🏼。我從前只知道🙋🏽，一身快樂🗼，一家榮耀，國家大事🙋🏻，與我無幹……

歷史上的人們對國家和自己的關聯缺少意識，沒有產生相互的依賴與責任。無論是精英還是民眾，都知道自己生活在中國，和“國家”具有文化歷史聯系🚚，他們不缺乏文化共同體意識，但是這個國家和他們的實際生活有什麽現實關聯呢？二者在何種意義上被對方需要？無論大一統的觀念敘述多麽悠久🧗🏻‍♂️，這兩個例子都讓人很難相信，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社會各成分在權利義務責任上互聯、共享一種製度體系的一體化國家。

四、如果國民生活在同一片疆土上🫴🏼，但分別處於不同的規則體系中🚤，就不能算是真正統合為一個整體。而缺少一體化顯然不是新型，更不是現代，全世界很多地方的早期形態都是如此。可以說，幾乎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在歷史上都曾經沒有什麽整體的秩序可言😝👳🏻，但是🚚，盡管經歷大量的沖突甚至戰爭，它們基本都是從差異巨大的地區社會結構中逐漸整合而來，不同程度地走向規模更大的、統一的、集中化的製度建立（艾森斯塔德）；作為製度的建設者🥩，國家的角色從統治和盈利轉變為服務和規製，通過形成橫向及縱向合作的一體化（切亞諾夫），把所有的小生產單位和統一市場連接起來🧔🏻‍♂️；形成永久性的、超脫於個人之上的機構和製度，比如法治，其作為最終裁決的權威📻，被社會普遍接受和同意（約瑟夫·R.斯特雷耶）🎊。這是一個基本的演進趨向。

也許有人認為✬📊，這些我們已經做到了，但觀察現實不難發現，也許在文字宣稱上如此，可實際上並非如此🤴🏿。通過現代化建設👪，我們確實在一體化方面有了長足進步🥺，但仍然存在不少反面的證據🙍🏻‍♀️。比如🏇🏼，我們的社會公正觀（civic justice）與法律公正觀（legal justice）常常不一致✂️，受到社會廣泛承認的交友互惠、回報恩情，卻常常是公務人員頻現腐敗的“借口”；外嫁女向集體要求分紅的沖突頻現📂💭，在解決依據上村民組織法與婚姻法各執一詞👨🏽‍💻🖐🏽，凸顯不同的法律之間存在權利界定的矛盾；信息獨享的壟斷現象多有存在💩，即使在各公務部門之間🐰，維護部門利益、阻斷信息流動和共享時有發生；社會中不言自明的多種控製權範圍廣泛存在🛄，多中心權威混合共生是最真實的治理形態……這些事實表明，我們距離規則的一體化尚有相當的距離，用政治社會學的語言表述🚈，可以說，並非由一個權威體系（非個人化的法律）規範國家和社會運行📥🈴，而是存在很多變化的、分割的👩🏽‍🦰、不確定的權威和規則，極大地妨礙著形成系統化整體——使所有成員真正納入統一對待的治理體系中。

米格戴爾在研究第三世界國家時發現，那裏的國家能力受製於不同的地方控製權體系，製度化的統一性尚未建立起來👷🏿。如果觀察世界各地就會發現🚵‍♂️，所有傳統社會的共性是🧤，它們分割式的聚合方式都很相像🌹，蓋爾納用“農業文化政體”（the agro-literate polity）概括其特征👳🏿‍♀️：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態精英（包括教會、商業階級）相互有分層隔絕，但處於各種社會群體之上🂠👩🏼‍🎓，擁有自己的文化和語言。下面是相對弱勢🤒、相互隔絕的農業生產者社群，他們不會也不能幹涉上層文化和語言👌🏻🍡。地方秩序建立在親緣關系衍射的私人關聯基礎上，社會公共規則之間的差距是巨大而明顯的🧑‍✈️，許多人實際上沒有一個屬於整體的身份，基本表現是🤹🏻‍♀️，一旦他們離開身邊依賴的組織和人脈關系🤵🏽，他們的權益實現就很難獲得製度化保證，他們的真正地位、責任和影響力就變得完全不同。這是世界上幾乎所有傳統社會的共同特征。

和歷史相比，中國已經有不小的改進，但類似的特征仍然存在🧿🤽🏽‍♂️，這也可以解釋為何維護意識形態和文化政治的整體性，一直是中國治理的主題，因為它太需要不斷用這種說明來“加固或維系”一體化。正如前面所說，這和規則一體化尚不是一個東西🧑‍🦰，概括這種現象，可以說，社會的不同部分之間👩🏽‍🍳，不存在同一的公共關系使之聚合為一體🧑🏼‍🍼。人們處於各種不同的團體或個人規則體系中，違規所受的製裁也經常是來自團體或個人界定，而不是具有公共合理性的、遵循統一標準的第三方法律機構🤸🏿。

五♦︎🧚🏻、歷史地看，在迄今為止的人類經驗中，將國民聚合一體的紐帶主要有兩類：文化連接和政治連接。前者是自然發生的人類自組織系統，以家庭、家族🤳🏿、宗族、村社共同體，並以同一原則的逐漸擴大形態——種族、民族等特定具象關系組成聯合體，根據個人和聯合體的天然關系形成約束內聚🤟🏻；後者則是以國家、團體👩🏿‍🌾、個人的權利義務配置等抽象定義關系組成聯合體👩🏻‍🎤，根據對權益配置的同意形成內聚🚾。兩種內聚都通過創造共享和互賴關系達成社會成員的連接📲，但是連接的原理有重要差別🤷🏼‍♀️：基於具體關系（個人關系）還是抽象關系（公共關系）規範行為🤹🏿‍♀️，對於失範行為處之以“團體製裁”還是“公共製裁”。

特定的具象關系是對象識別的🫃💟，規則根據歷史關系確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標準♑️，可以瞬息萬變，因而是特殊主義的，對於違規通常由個人或團體實施製裁，依據個人或團體基於習慣和利害認定的正義。抽象定義關系是行為識別的💂🏽，需要有不同行為的類別、標準之公認定義🧑‍🚀，即規則由公共製度定義，標準相對統一，自然須以普遍的正當性為基礎：不看對象是誰（超越於具體個人），而是援引非個人的普遍標準（因而謂之抽象）判斷行為對錯並實施處理🙆。特定的具象關系是自然的、歷史的、有差異的👩🏼‍🦰、不可消除的🖐🏼，基於普遍正當性原則確認的抽象定義關系，往往需要經由公共程序產生，可以廢除或修改，同時需要公共組織給予確保並執行；不同的具象關系之間無法共享規則，而是通過利益和力量競爭獲得規則製定（話語）權↖️，但公共的抽象關系是規則共享的🤴，它對立於公共關系的私人化處理👐🏿。這些區別雖然有些繞口，但對於辨別現代非常關鍵。從長期變遷的角度可以發現，雖然軌跡相異，但不同國家都不約而同地走向相似的歷史進程：不斷從以具體關系為標準的支配🏃‍♀️，轉型為以抽象關系為標準的支配，由公共製裁不斷取代個人或團體製裁，因而使得原先多樣的經濟、政治、社會關系被重構。這一進程☂️，我們稱之為私人關系的公共化轉型⛳️，可以看到⚇，越是現代的國家，以公共關系作為標準的支配程度就越高。

相對於過去🍜，這是一種新型🔍、文明的演進，其典型的形態是規則系統化🫳🏻，或稱一體化，具體表現為法治統一及市場整合。有研究表明，法治統一和市場整合都無法單獨作用於現代化演進，只有將兩者結合起來（共同作用）——在提供統一製度的同時🐭👩🏽‍🚀，通過市場整合創造規模經濟，才能有效開啟朝向現代的社會轉型。顯然🧑🏿‍💼，實現這些的條件是國家如何作為。可以發現🤸🏻‍♂️，世界上無論什麽樣的國家，都希望獲得經濟發展，無論它們有怎樣的歷史差異，都不願意承認自己不是也不想成為法治國家。這種意願說明了方向性模仿的由來，法治及富裕是普遍的追求，各國都希望通過製度文明的不斷發展實現這一理想。

從經驗可見著眼👌，我們能夠在世界各地看到上述進展的表現👋🏼：在經濟方面，隨著交易擴展和復雜性增加，“長久以來依賴於地方網絡和個人信用的經濟交易被逐漸重構，（經濟活動）開始圍繞抽象的、規範化的全新交易體系展開”🫚；在社會方面，大範圍流動的超地方性，使得非個人規則對於陌生人社會越來越重要🔟；在政治方面👰🏼‍♂️，隨著社會異質性的增加🔖，不同主體的合意與協商（及其製度發展），越來越成為廣為接受的解決沖突的形式🚣‍♀️。這些進展創造了一種系統化規範形式，並不僅僅是起草法律條文😔🤦🏿‍♂️，而是將分散的經驗和傳統經過公共論證👩🏻‍🏫，依據公認的原則納入正式的製度模式。例如，18—19世紀的英國早期社會，仍然依賴私人製度的聲譽機製排斥欺詐者以維護秩序💆🏽‍♀️📷。然而👨‍🍼，隨著經濟活動日益城市化和匿名化，私人聲譽機製變得難以為繼🎋，合約的強製執行職能因此轉到國家部門。直到19世紀80年代，美國各地由地方分散製定的、不正規的礦區條例和傳統👨🏼‍🏫，才被完全納入正規法律統一的製度下。有關中國的研究數據也已經證明，在2014年逐步消減地方政府對地方法院的財務和人事影響、建立行政訴訟異地辦理的製度後，外來企業的投資增加了👩🏽‍🦲，對外來企業的訴訟案件減少了。這說明一體化的製度建設有利於資金流動和經濟發展💳，因為地方行政影響通常會導致法律處理的差異化（比如地方保護、對外來競爭的排斥）🐓，而一體化降低了發展的製度成本，所以整體上更具激勵性和建設性🏕。

這種現象顯然並非一種從差異規則到統一規則的主觀選擇🍮，而是客觀經濟發展及社會流動帶來的更大範圍組織化的不可避免性使然👩🏻‍🍳。在這樣的相互適應性變遷中，國家部門也逐漸演變為新型現代的治理機構。

六、概括這一現象，社會學有一個重要概念——異質同構（heterogonous structure）🦹🏻‍♂️，始終沒有得到深入討論。異質同構來自於化學，指一堆不同的物體組合成另一種新物體的化學過程♧。在分析社會現象時，想象原先的“物體”是分散於不同組織的人🏊🏼‍♀️，他們具有不同的歷史和文化🦹🏼‍♂️，異質同構進程將他們整合到一起☸️，發生了質變——不是舊的堆積到一起➙，而是發展出新的聯系及規則體系，對不同行為者的公共關系統一規範♙。可以說📺，當今幾乎所有國家，都處於這一演進的不同階段中🏄‍♂️。我們可以在世界各地的歷史中看到，團體身份認同的變化，社會成員的忠誠、歸屬😳👨‍🦰、關聯，從家庭🏄🏻‍♀️、家族、地方團體逐漸轉向更大的公共組織，分散的地區結構和規則逐漸一體化。

這個理論術語概括的演進現象在各地均有發生，但在中國卻一直較為陌生🕺🏽，沒有得到重視和理解，不僅由於它是外來的，更重要的原因也許是很多人對這個現象存在誤解，認為這是一種集權化🐒。實際上，結構一體化並不是集權化🕘。結構一體指社會關聯程度，其對立面是分散和區隔🧝🏼‍♀️，缺少組織化關聯；而集權指權力分布的程度，其對立面是權力在功能上分解🌸，由不同的組織掌握。在現象上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傳統國家的社會結構是分散的，除了私人關系，社會各部分互不關聯，不存在公共關系，權力分散在不同的血親氏族中，各有各的規則；而很多現代國家的結構是集中的，只用同一種法律規範關鍵行為，存在公共關系✊🏽，但權力分布在不同組織（立法🐘、執法📐、政府）中，行政具有靈活性——能夠不斷改善體製的基礎架構，實現低成本的法律調整，以適應商業社會不斷變化的需求👨🏻‍🎨🕵🏽‍♀️。我們可否說💀，前者是民主的，所以是現代國家👳🏽‍♂️👈🏻，後者是結構一體的，所以不是現代國家？顯然不能，因為這混淆了互為關聯和權力分布兩種現象。

總之，我們通常習慣從單一國家的起源說明其差異特征，但從歷史演進趨向著眼🕺🏽，其實更需要註意的是各國類似的特征：它們雖有不同的起源，卻又存在共同的現代演進方向：形成整體（unity）😸、相互連接🧑🏿‍🚀、規則共享♨️。可以說，雖然在主動性👨🏽‍🚀、推動力、明確性方面尚有不足，但中國正在朝這一方向演進🚞🪡。可以舉出的例證是👿，中國正在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而且向外開放市場🙅🏻‍♂️、積極融入世界，為此修改了不少地方性法規，在規則方面積極接近國際社會，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等等。這些努力是在尋求一體化下的各自差異化最優🎭，基本性質類似於上述的異質同構現象。

那麽💂🏽‍♂️，這是否可以作為一個新型現代國家的特征？本文提出這一問題👩🏿‍🚒，求教於大家。

文章來源🎆：張靜👩🏻‍🦼‍➡️，新型現代化國家的特征——政治社會學視角[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3，63(05)：17-23+236.

原文鏈接🧣：張靜 | 新型現代化國家的特征——政治社會學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