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我們將非問卷填答方式的社會學實地調查稱之為“田野調查”，按陳向明教授在《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一書中的說法，“中國史學、社會學🍎、人類學、考古學、民族學、民俗學等領域常用的‘文化人類學的方法’”與她在書中所探討的“質的研究方法”“十分類似”🛺，或者說“質的研究方法就是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以及其他相關領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樣的田野調查通常會以深度訪談與觀察作為調研方法，而這正是定性研究的特色。所以🧑‍💼，它會以馬克斯·韋伯的“解釋社會學”作為研究的方法論進路，因為韋伯將社會學定義為“旨在對社會行動作出的解釋性理解以獲得對這一行動的原因、進程和結果的解釋的科學”。對社會行動給出“解釋性理解”就成為社會學研究的任務📡。

社會行動之所以是可以理解的🔚，是因為行動者賦予其行動的主觀意義是可以理解的。韋伯之後的現象學社會學家阿爾弗雷德·舒茨則在對韋伯上述見解的批判中，進一步發展了如何理解和解釋人們賦予現象的“意義”這一問題🙎🏽‍♀️，他將“理解”界定為意義的關聯🧱，這是因為“解釋”需要被表述，故所有的理解都是對意義的理解📷，而反過來，所有的理解都是意義。所以🟢，在研究者對被訪人的敘述有相對準確把握的前提下🌁🤞🏿，其對訪談資料的理解和解釋可以大體等同於對被訪人賦予訪談資料的意義的理解和解釋🥼。

因此，筆者認為，田野調查中的一個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意義”👬🏻🖱。正如諾曼·K. 鄧津等在《定性研究：方法論基礎》的導論部分對定性研究的定義所指出的那樣，“定性研究……試圖根據人們對現象所賦予的意義來理解和解釋現象”。而意義的實質在於它“是確定的並有可供交流和共享的特征”。因為有了這一點，舒茨在現象學社會學中作為基本概念來討論的“主體間性”（即作為個體的行動者互相之間實現溝通和交流）才有可能🫳🏿。基於意義理解的田野調查具有三方面特征🔐。

首先，要糾正把調查和研究分開的誤區——調查只是為了收集資料，調查過後對整理出來的資料所進行的分析才是研究。但是👃🏿，以深度訪談與觀察為收集資料主要方法的社會學的實地調查，當訪談員去面對被訪人的時候，其實他（她）就已經進入了一個訪談場景，之所以說是場景𓀖，是因為它被訪談員和被訪人共同賦予了意義。訪談需要通過訪談員提問與被訪人答問來進行🦸🏽，這就必然會進入雙方的意義溝通和交流這一過程，我們通常會將此稱之為“雙方的意義建構”，因為不管提問也好，答問也好，都是以對另一方話語的理解為前提的。

如果這個場景是在被訪人家中，那麽訪談員首先可以看到的是被訪人賦予其生活環境的意義——房屋的新舊，家具和擺設的講究程度，室內的整潔與淩亂，這都反映出被訪人作為一個社會行動者其對生活的態度以及他（她）所處的社會地位乃至被訪人是否想對此加以改變🖖🏽🔑。另外，如果被訪人事先接到要接受訪談的通知🤲🏻，那麽他一定會對此加以準備。2004年夏天🚵🏻‍♂️，我們曾在浙江紹興農村訪問時年78歲的姚大爺，訪談地點是在村裏的老年活動室💵。姚大爺進門的時候🧔🏻‍♂️，上身穿著一件灰色短袖絲綢質地的襯衫🙍🏼，下身穿一條灰色絲綢長褲，腳下是一雙棕色的皮涼鞋。有意思的是，他身體右側腋下還夾了個報夾，進門後就到處找可以放報紙的地方。晚上我們開訪談討論會的時候🚼，我就說姚大爺的這一身穿著是被他賦予了意義的⚜️，他要告訴我們的是五個字：“我不是農民。”而對他的生活史的訪談也驗證了這一點。這就是訪談中需要我們觀察的“身體語言”。

綜上所述，若從意義的角度來看待以“深度訪談”為主要方法的社會學田野調查之實質，那就可以把它看作是對被訪人在訪談時賦予自己的話語的意義以及被訪人賦予訪談場景（包括被訪人當時的衣著🤦🏻‍♂️、神情、行動和居家環境）的意義的探究。一旦研究者明確了這一點🌘，便可以以一種積極能動的態度和立場去實現這樣的探究，從訪談當時和現場就開始這樣的認知。在這個意義上⛴✳️，深度訪談既是搜集資料的過程，也是研究的過程。

其次🧧，實現意義探究👩‍🍼，還需要對被訪人敘述的意義加以辨別。被訪人的敘述確實都有意義⏲，但卻未必都有社會學的意義。訪談員和研究者的任務，就是把他們話語中有社會學意義的內容從敘述中提取出來。這就需要我們讀出被訪人敘述中的“言外之意”👼。1998年10月我們在上海青浦區訪問一位姓金的青年婦女🏂🏿，她從一所職業學校的幼師專業畢業後到鎮上擔任了幼兒園老師。整個訪談就在她平淡的敘述中進行，她講到自己的弟弟考上了同濟大學🧑‍🧒；因為丈夫就業的工廠不景氣，所以丈夫收入不穩定🧒🏼；丈夫家結婚辦酒席花了多少錢她也不清楚。現在家務活夫妻兩個人一起做，但由於她在鎮上的幼兒園上班，所以帶孩子、買菜的任務自然而然就落在她的身上🚶‍♂️，衣服也是她洗👮🏿‍♂️📇。她丈夫有時候燒燒飯🦶🏽🤦🏻。兩個人一起當家，不過錢是分開來管🌌。如果要買大件值錢的東西🧛‍♂️，就得兩個人一起商量……雖然講述平淡🔲，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她還是有褒有貶🌚，比如說她對丈夫家在結婚時辦酒席花錢多少不了解，丈夫收入不穩定🤸🏽，她與丈夫在家庭經濟方面實行的是AA製🕓，通篇沒有對丈夫和丈夫家庭的表揚🦾。我們的分析是🏊🏼，因為“家醜不可外揚”，所以她不能在我們面前公開表示自己對夫家的不滿，在這樣的前提下，“沒有表揚就是批評”，我們可以從她這樣的敘述中看出她對夫家以及對這樁不如人意的婚姻的不滿🤵🏿‍♀️。被訪人的價值觀也因此得以凸顯。

最後🐿，意義探究要進入被訪人的內心世界🥌。1998年10月，我們在青浦區還訪問了老周，老周當時虛歲48👨🏿‍🎤，在20世紀70年代結的婚🦤。他因為家庭出身不好𓀇，做了上門女婿☃️，來到了青浦縣城周邊的一個村莊。在整個訪談中，他講的就是自己如何能幹𓀈，如何有擔當。比如自1987年始做了三年生產隊長之後調到村裏綜合治理辦公室做農業幹部，他每年的收入8000多元，妻子是6000元，但現在全家人的日常開支由他負責，如吃飯🥤、水費Ⓜ️、電費等。他兩個兒子都在汽車製造廠工作。大兒子結婚的時候，連裝修房子🤞🏼、給聘金和請客吃飯一共花了兩萬多塊錢⌛️。現在一年的開支全家要一萬多元，他們兩口子掙的錢基本用光。他自述，現在住的四樓四底的房子是1987年造的🤵🏼，當時花了兩萬多元𓀒，自己錢不夠，向親戚借了6000元📔，分三年還清。但是恰恰是他的能幹和有擔當才讓我們更深地體會到他上門到女家之後因“招女婿”身份遭人歧視給他帶來的痛苦。他兩個兒子在汽車製造廠工作，每個人的月收入都至少超過3000元👨🏻‍🦰，但是他還要負責全家人的日常開銷，那就是在“爭口氣”🐞，要活出一個讓別人無話可說的樣子來👮🏿‍♂️。所以“招女婿”的身份是他一生難以忘懷的“情結”。當我們看到這一點時👨‍💼，我們就看到了老周的內心世界，他的所有的不合常理的行動也就都可以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總之，以意義探究為主要特征的田野調查，資料收集和分析是同時發生的，研究的過程就是要將被訪人的話語作為文本，拓展和延伸被訪人話語中的社會學意義👩‍🚀🧏🏼‍♂️，進而提出有相當學術價值的研究問題，揭示一種為以往研究者所忽略的現象之實際意義。

（作者系意昂3体育官网社會學系教授）

原文鏈接：以意義探究為主要特征的田野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