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核心，也是《生物多樣性公約》2050年願景，與我國提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脈相承。生物多樣性之所以下降，究其根源，是人類發展的不可持續所致，進而危及到人類自身的發展乃至生存。因此，如果人類的發展，包括絕大多數人的觀念、行為和生產生活方式做不到“自然友好”，減少對生物多樣性棲息地和資源的利用壓力、實現碳中和以扭轉氣候變化、減少甚至杜絕汙染和廢棄物等，在2030年前扭轉生物多樣性下降趨勢的目標將難以實現。無疑，扭轉生物多樣性下降的趨勢是人類的共同目標，這一目標因其公共性，決定了需要全社會的參與，形成全民保護的局面。

過去40年，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公眾參與發生了巨大變化。這首先得益於我國政府在環境保護領域卓越的行動力，從保護地建設、大熊貓和朱鹮等瀕危旗艦物種的有效保護、天然林禁伐的變革性轉變，到國土空間規劃、生態保護紅線劃定和重大生態保護修復工程等，這些有力的舉措促進了各級政府和公眾生態保護意識提升，促進了人們對自然價值、人與自然關系認識的良性轉變。生物多樣性領域的多項法律、製度、財政投入等配套措施，特別是《環境保護法》中對公眾參與的激勵和法律保障，無疑對全社會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起到了引導作用。與此同時，民間環保機構多種多樣的保護實踐、示範和試驗，為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依據，也為日漸高漲的公眾參與提供了平臺和橋梁。

另一方面，我國各民族的傳統文化中有著深厚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化積澱。例如青藏高原上藏族群眾傳承千百年至今的神山聖湖和眾生平等的社會規範和行動實踐，東部地區如天目山、婺源等地基於傳統傳承的保護區和保護小區，意昂3体育官网基於中國園林文化有著百年生態恢復歷史、如今又被年輕學生繼續傳承的校園保護小區等，在今天生態文明建設的背景下展現了新的活力，為我國民間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奠定了良好的人文基礎。

我們看到，過去40年裏，公眾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取得了長足發展。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少數國際環保組織進入中國開展大熊貓、鶴類等瀕危旗艦物種的保護，此時成立的本土環保組織以宣傳教育和政策呼籲為主。到2000年以後，特別是2008年以後，從村級到全國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機構紛紛建立，覆蓋領域從傳統的物種和生態系統保護，到科學研究和監測、違法案件和執法監督、公益訴訟、自然教育、公民科學、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等。參與人數也在迅速增加，特別是越來越多的青年人加入到了自然保護的社會組織和自然愛好者的行列中。以觀鳥群體為例，自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在過去20年間已經擴大成為一個數十萬人之眾的公民科學家群體，為我國鳥類的本底數據積累做出了不可替

代的貢獻。自然之友等社會組織發起的保護綠孔雀棲息地的公益訴訟，在司法領域介入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預防性措施上有了一個突破。而以企業和企業家為參與主體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機構，對保護機製的創新帶來了新的探索和動力。

2012年以來井噴式發展的自然教育，成為保護領域一個新興的行業和市場需求。如今公眾參與也成為眾多保護地和政府機構推動保護措施的重要力量，例如我國首批國家公園試點的三江源國家公園，建立了一整套“公益管護員”的體系，對在園區內生活的1.7萬多戶牧民每戶聘請一名生態管護員，進行生物多樣性巡護和管理，在提高保護成效的同時，使當地牧民獲得收益；而在三江源國家公園推出首批特許經營項目昂賽“大貓谷”，通過牧民合作社經營的自然體驗活動，讓當地社區與外來訪客得以共享保護的惠益，是一個“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的生動案例。

然而，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巨大需求相比，我國社會組織和公眾參與保護的規模仍顯不足，社會資金的投入仍然薄弱，我國社會組織參與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護事務的能力也相對較弱，有很大提升的空間。具體而言，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改進：

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及行動計劃等生物多樣性保護政策製定和實施過程中，廣泛聽取社會組織和公眾的意見，同時為社會組織的發展提供能力建設與資金支持。

在包括國家公園在內的保護地建設管理中，科學地評估當地社區與生態保護的關系，在尊重當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化、習俗和本土知識的前提下，把當地居民納入到保護機製中來，通過適當的鼓勵機製將其轉化為保護者，協調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當地社區生計的良性關系。

鼓勵私營部門積極評估自身業務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推行綠色供應鏈管理，並通過引入綠色產品認證和生態標簽引導消費選擇；鼓勵金融投資充分運用綠色金融與ESG（環境、社會、治理）體系，與社會組織合作將生物多樣性影響評估納入到投資風險評估中去，並通過創新投融資手段加大投資“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的力度。

完善生物多樣性社會組織及基金會註冊成立的法律與製度保障，激勵公眾參與和社會資金的進入，鼓勵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通過各種方式參與保護地的管理運營、監測監督和成效評估；鼓勵社會機構在保護實踐上進行創新示範，特別是通過社區保護地、公益保護地等其他有效保護措施（OECMs），補充保護那些未包含在正式保護地內的重要生物多樣性區域；鼓勵社會組織走向國際，參與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

建立健全司法保障和媒體渠道，公開生物多樣性相關的信息，倡導公民科學行動，激勵社會公眾舉報和監督損害生物多樣性的違法行為，鼓勵更多社會機構參與公益訴訟。

未來10年是扭轉生物多樣性下降趨勢的關鍵。在過去40年裏，包括社會組織、公眾和企業等在內的非國家主體在生物多樣性保護，特別是物種和生態系統保護、公眾意識教育和知識傳播，以及在基於社區的保護探索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公眾參與在今後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中需要做出更大的貢獻，除了社會組織與公眾自身的努力和能力提升外，政策、法規製度、資金等各方面的保障和鼓勵將是關鍵之舉。

在《關於進一步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意見》中，提出了“全面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公眾參與”的要求，其中明確：“完善社會參與機製。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形式激勵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宣傳教育、咨詢服務和法律援助等活動。完善違法活動舉報機製，暢通舉報渠道，鼓勵公民和社會組織積極舉報濫捕濫伐、非法交易、汙染環境等導致生物多樣性受損的違法行為，支持新聞媒體開展輿論監督。強化信息公開機製，及時回應公眾關註的相關熱點問題。建立健全生物多樣性公益訴訟機製，強化公眾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司法保障。”這些意見呼應了公眾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需求，非常及時。

（作者呂植，系意昂3体育官网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原文刊載於2021年11月9日《中國環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