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儒學還是費孝通先生，這些都是屬於歷史的，而我關心的是未來。”2010年10月22日晚6點，在理科五號教學樓201教室中，朱蘇力先生如是說。

朱蘇力先生所做的“費孝通與中國文化自覺”講座是意昂3体育官网社會學科重建30年暨費孝通先生誕辰100年系列講座的第二講。作為一位法學教授，朱蘇力先生著力在社會製度層面對儒家思想與費孝通先生對儒家思想的繼承與超越做出了深入剖析。

開宗明義，朱蘇力教授首先便提出：費孝通先生是儒家衣缽，特別是董仲舒之前的早期儒家思想的真正繼承者，是第一個用現代社會學概念闡釋儒家對社會製度的建設的學者，是現當代社會學的大師與奠基人。

“應把儒家思想與歷史中的社會問題整合起來理解儒家”。在這一前提下，朱蘇力先生反對近現代新儒學單純從美學、哲學、宗教等角度研究與理解儒學的觀點，而是強調儒學是最適合當時社會的社會理論與政治理論，是一種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中基本成功的社會實踐。

早期儒學所關註的重點問題應該是在生產力水平低，人口流動少，交通通信不便的社會條件下，主要靠血緣關系維系的小型農業社會的形成和秩序問題，以及這種沒有太多文化交流的分散的小型社會如何構成疆域遼闊，在社會文化、製度上基本統一的大型農業社會的問題。而其他理論則是附著於其上的。

早期儒學通過個人情感普遍化與借助家庭關系的想象構築政治關系的方法打通了家國天下，提供了建設一個國家的基本架構。以父子推想君臣，以兄弟推知同僚，以婚姻關系來看中央政府與少數民族的關系。

朱蘇力教授澄清了關於儒學的幾點誤區。如認為儒家“君臣父子”違背平等思想。事實上“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所表達的正是古代君臣權利義務的對等關系。又如儒家思想是特殊主義的，而事實上，儒家對父子、兄弟、夫妻等關系中的人的要求都是有普遍意義和高度抽象的。可以說，孔子不僅是文化上的聖人，更是個出色的政治家。

費孝通先生23歲便寫就《江村經濟》，建立在體貼入微的對社會的觀察上的生活邏輯與合理性分析在他的著作中俯拾皆是。無怪乎朱蘇力先生不無激動地感嘆：什麽是天才？這就是天才！

“費孝通先生為儒學合理性提供了溫和的但最有力的解析。”在朱蘇力看來，他對於儒學的繼承不是宗教似的個人的相信，不是從儒學中分離出於西方理論相統一的內容，不是書本主義、教條主義，而是真正紮根本土，在社會歷史條件中語境化的解說儒學儒學。

費孝通“堅持對文化有損益”，承認儒學在變化著的近當代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並將現代中國人的整體利益作為損益的標準。而他畢生致力於富民，重視社會財富對社會的重要性有恰好契合了早期儒家“足民足兵”的思想理念。費孝通先生對於中國農村現狀的深入調查使得他得以以豐富的現實例證來闡釋儒學思想，從而“創造了儒學的現代話語形式”，而這無疑“比對傳統文化的宗教信仰更有說服力”。

費孝通先生智識上為儒家提供了社會學術之根；更為在擁有百分之五十以上農民的當代中國，在現代城市、郊區中傳統儒學觀念的存在提出了正當性，並由此防止激進的社會改革貿然推行。

受過傳統的西方教育，不著長衫，不蓄須，不寫偽文言，費老與儒學的聯系究竟是如何建立起來的？朱蘇力教授認為，這“不能以傳統的儒學教育來解釋”，而是因為費孝通先生所關心的社會問題與儒家所關註的社會問題如出一轍。無論是上層建築禮崩樂壞還是改天換地，在廣大農村，當代社會狀況與儒家面對的社會所使用的規則是基本一致的。“父慈子孝”、“夫唱婦隨”、“兄終弟及”、“長幼有序”等都可以用今天的社會科學加以解釋。

費孝通先生對於儒學研究的貢獻決不僅僅止於繼承，更實現了一種超越。可以說儒學所關註的問題與思考方式給予了費孝通先生超越社會與思想環境的眼觀。1992年，就在這個市場經濟起步，大量學人下海經商，中國人都在關註如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問題時，費孝通先生卻在《孔明的思考》中提出了未來社會中人與人如何相處，環境惡化、資源問題、人的心態問題等等到今天才被人們廣泛關註的問題。費老提出世界將進入全球性戰國時代，各國不能自掃門前雪，而應充分了解不同的民族與宗教，共同尋找出路。事實上，1993年，西方學者才寫出《文明的沖突》，而這只是費老關註的諸多問題的一個方面。

“適應社會發展條件與國際學術競爭環境，費老的著作將可能成為未來社會生活的理論基石之一。”朱蘇力這樣說道。在費孝通先生誕辰百年之際，以講座的形式回顧解讀其學術成就，作為後輩，我們所能感受到的不僅僅是費老在學術上的突出貢獻，更是一位老人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精神力量。

費老關註社會生活經驗，見微知著，堅持平民主義和實用主義。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起，費老提倡大力發展鄉鎮企業，而“為農民說話”更是他畢生的追求。近八十歲的老人寫就《孔明的思考》，仍然關註著人類的發展問題，其思考與判斷在中國甚至世界學人中都是具有先鋒意義的。這樣的思考這不是空泛的普世價值與終極關懷，“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一種對人類的關懷，是非宗教的，務實的，冷靜但不冷漠的思考”。

朱蘇力先生的整場講座時時透露出對當今世界現實的思考：一些學者帶著“文化商標”招搖過市，當代中國製度建設問題，農民問題，世界範圍內的核威脅與恐怖主義等等。“費孝通先生不能規定我們的追求，但至少能讓我們警醒。”朱教授提出的驚醒，我想，正是對這些問題的解決之道的探索與對知識分子責任意識與文化自覺的呼喚吧。

近兩個半小時的講座中，朱教授始終將飽滿的激情、嚴肅的思考與輕松幽默的語言結合起來。信手拈來的類比與例子常能引發聽眾的會心一笑。格外擁擠的會場，臨時添加的座位，擠站在過道與門邊的聽眾……這一切也增加了講座的“熱度”。

編輯：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