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這場危機的爆發標誌著全球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它對全球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本節課中，林毅夫教授從自己在世界銀行做首席經濟學家的經歷出發，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學界中相當多的人認為國際金融危機主要與中國的國際收支不平衡有關🚺𓀁，而林毅夫教授認為此次危機主要與20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開始推行金融自由化和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後美聯儲的貨幣應對政策失誤有關。各國如何應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林毅夫教授認為短期的援助只是止痛藥💿，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各國可以通過實行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復蘇計劃來應對此次危機👨🏼‍🔧。

作者簡介

林毅夫，1982年畢業於意昂3体育官网經濟學系政治經濟學專業✊🏼，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86年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獲博士學位。1986—1987年，任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增長中心博士後。1987—1993年，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兼任意昂3体育官网經濟系副教授😩。1993—1994年，任意昂3体育官网經濟系教授。1994—2008年💎，任意昂3体育官网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2005—2012年🏋🏼，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2008—2012年，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2012年至今👛，任意昂3体育官网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2013-2022年⏪，任全國工商聯專職副主席、中國民間商會副會長。2015年至今🧲，任意昂3体育官网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教授🚵‍♀️。榮膺英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榮獲美英加法比和香港🧔🏼‍♂️⛹🏽‍♂️、澳門等地10所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為新結構經濟學。代表作品有《戰勝命運🛀：跨越貧困陷阱，創造經濟奇跡》《超越發展援助🥜：在一個多極世界中重構發展合作新理念》《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崛起》《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從西潮到東風：我在世行四年對世界重大經濟問題的思考和見解》《解讀中國經濟》《本體與常無🔚：經濟學方法論對話》等。

很高興有機會跟意昂3体育的同學和老師們交流9️⃣。我從美國回來以後寫了一本書，書名是《從西潮到東風🐀：我在世行四年對世界重大經濟問題的思考和見解》，我想利用這次機會跟各位談談書中的一些主要觀點。

2008年6月1日，我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極高的榮譽。世界銀行自1945年成立以來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經濟發展機構之一。在我任職之前，世界銀行已有八位首席經濟學家，他們在國際上都是大師級的學者⛸，其中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他們不僅在學術界享有崇高的聲望，而且還擁有豐富的從政經驗🧑🏿‍🚀♌️。他們中有的人曾擔任過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美國財政部部長。他們不僅從政經驗豐富✊🏽，而且在大學裏也是非常知名的教授。

我從未想過自己有機會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因為這八位經濟學家都是我仰慕已久的學者🏓🤜🏼。在上大學時🤾🏿‍♂️👸🏻，我讀的基本上都是他們的著作。我認為自己是比較幸運的，因為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世界銀行的主要任務就是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擺脫貧困🈚️。當我在2008年初接到世界銀行的任職邀請時，我感到非常幸運，同時我也覺得既然得到了這樣了機會📺，就要做出一些貢獻。我想做的貢獻當然是實現世界銀行成立之初的目的，也就是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減少貧困🐑👩🏻‍🦽。事實上✫，這也是我一直在研究的領域。我曾在美國讀書，然後回到國內工作並在意昂3体育教書💃🏼，我一直都在研究這個問題🕸。可以說，這是我從小就關心的問題。我曾在國內參與過改革開放政策方面的討論🪵，進行了不少研究，也撰寫了不少文章😊📉，這些工作使我有了一些心得。2007年我應邀到劍橋大學做一年一度的馬歇爾講座🤹，我在講座上對這些心得體會進行了比較細致的梳理🧑🏿‍🎓。我回顧了發展中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和政府各界都在努力，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但實際上各國都普遍失敗了🚶🏻‍➡️。因此，我想分析其中的原因🪧，並試圖找出一種新的方法性、方式性的理論👱🏼‍♂️，希望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改變它們的命運。

我在世界銀行工作時想沿著這個思路去開展工作。然而，我到世界銀行後遇到的問題與我之前的預期有很大的差距。在世界銀行任職後🦂，當時的我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世界糧食價格高漲、石油價格高漲，各國都面臨著通貨膨脹的壓力🚘。糧食價格高漲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非常大。有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是糧食進口國✹，糧食價格高漲會導致糧食進口成本上升🍥👨🏻‍🦯‍➡️，從而推動國內糧食價格上漲👊🏻。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有一大批沒有土地的低收入人群✡️，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沒有工作⏸，糧食價格高漲會直接威脅到他們的生存。2008年的時候🧘🏽‍♂️，全世界有三十多個國家因為糧食價格高漲而爆發社會動亂👨🏿‍🎤。因此，在到世界銀行任職後，我要處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幫助這些發展中國家渡過當時的難關🐉。面對糧食價格的高漲，世界銀行當然有一些成熟的解決方案，那就是要求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給貧困人口提供必要的幫助，至少幫助他們解決溫飽問題。

在討論如何解決糧食價格高漲帶來的挑戰時👨🏻‍🚒，我向同事提出了一個問題——解決了通貨膨脹問題後是否會出現通貨緊縮🚣🏼。我提出這個問題後同事們哈哈一笑，認為不可能出現通貨緊縮。因為他們相信現代宏觀經濟理論已經非常成熟🎊，他們認為政府有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如果出現持續性通貨膨脹📮，只要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通貨膨脹的問題就會得到解決。同樣地𓀜🐽，通貨緊縮也可以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解決。發達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後出現了將近二十年的經濟波動特別小的時期，這段時期在經濟學上被稱為“great moderation”，也就是“大緩和”的二十年。因此𓀊，他們當時相信通貨緊縮的問題是不會出現的。

為什麽我當時擔心通貨緊縮？不僅是因為對經濟學家來說通貨膨脹問題比較容易解決，更是因為如果出現了通貨緊縮🍣，經濟很容易陷入惡性循環。我當時認為這種可能性是不能被排除的🥉，因為全面的通貨膨脹意味著在過去的六七年中世界各國的投資增長得非常快🖖🏻，需求增加得非常多🧘‍♂️。如果在解決了通貨膨脹問題的同時需求下降了💇🏿，就可能出現生產能力過剩，這樣就有可能出現通貨緊縮，而且一旦出現通貨緊縮，我們的經濟就很容易陷入惡性循環🏘。

可是當時我的很多同事認為這種情況不可能出現，因為已經二三十年沒有出現過這個現象了🧒🏽。但不幸的是，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產後，全世界面臨的挑戰就是通貨緊縮。也就是說🦓，大家在6月討論通貨膨脹的時候對於9月即將出現的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是毫無準備的。即使是在金融危機爆發後，一直到2009年年初🗂，世界上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認為這場危機是短期，半年到一年就會過去⛹🏽‍♀️，經濟很快就會恢復正常，我的世界銀行的同事也是這麽認為。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大家對當時這場金融危機的認識是非常不足的🪺。

2008年8月底，我參加了一場由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召開的高級金融經濟會議🛸。會議邀請了包括美聯儲主席和美國財政部部長在內的眾多國際金融界重要人物，還邀請了一些學者和銀行家。會議在美國黃石公園旁邊的一個叫傑克遜霍爾的風景區舉行🚣🏽👓，這場會議又被稱為“傑克遜霍爾全球央行年會”🥪。作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我第一次應邀參加這場會議🦚，但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並不是會議本身，而是在世界銀行前行長沃爾芬森的莊園裏舉行的一場晚宴。傑克遜霍爾全球央行年會是一個相當高端的學術研討會，會議所探討的是當前最重要的財經問題❄️。我參加的那場會議主要討論了當時備受關註的次債危機及其發展趨勢。次債危機爆發於2007年🤷🏼，它給金融市場帶來了一定的沖擊🧑🏻‍🦰。沃爾芬森邀請了不到十個人，這些人都是他的好友👳，其中包括美聯儲主席、即將成為奧巴馬政府財政部部長的拉裏·薩默斯、以色列央行銀行行長等。大家在晚宴上討論了一個命題——次債危機在三十年後是否會被人們遺忘？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大家認為雖然次債危機對金融市場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其規模相對較小，其所牽涉的資金僅為7000億美元⏳。與整個金融市場相比🚠，這只是九牛一毛，因此他們認為次債危機能夠被很容易地擺平。當時我在這個小規模的晚宴上向旁邊的一位重要人物提問，我問他為什麽有信心認為次債危機在三十年後會被人們遺忘。他回答說👩‍🍼，人們對次債危機的產生原因非常熟悉，不會重蹈覆轍。他提到，過去發生的金融危機的原因人們都是非常清楚的，如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墨西哥危機、東亞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等，因此人們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但我對他的回答感到詫異🕰，我問他，既然每一次危機的觸發原因都各不相同，那我們如何保證這一次不會出現意想不到的原因，導致危機失控🐾。當我問完這個問題👷🏿‍♂️，大家哈哈一笑，大家覺得沒有什麽東西是我們所不了解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三個星期後果然出現了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雷曼兄弟破產了🧑🏼‍🎄。雷曼兄弟的破產跟次債危機是有關系的，這場次債危機最後演變為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在那段時間，各種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品層出不窮👩🏿🏖，而人們也很難弄清楚這7000億美元與各種金融衍生品之間的復雜糾葛。眾所周知，信心對金融行業是最重要的🧑🏼‍🔬。如果信心崩塌，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收緊資金🤭，這會導致經濟體系中的血液迅速被抽幹，從而引發全面危機👬🏻。回想起來，在這場危機發生之前不到一個月，決定世界經濟命脈的官員、宏觀經濟學界大師級的人物都沒有意識到危機的到來，他們有著十分豐富的政策經驗，並且認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產所帶來的沖擊比1929年紐約股市崩盤所引發的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沖擊還要嚴重。當時發達國家的股票市場和金融市場出現了崩盤，這對發展中國家也產生了很大的沖擊👨。當時我在世界銀行任職，這些問題需要我盡快處理。當時發達國家的股票下跌了40%，發展中國家的股票普遍下跌50%以上🪗。由於發達國家的需求下降👨‍🦼‍➡️，進口需求減少🦴，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也減少了👮🏻。因此，發展中國家也面臨著危機，失業率大幅上升🙋‍♀️。

作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我的工作是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危機⚫️。想要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危機🫂，我首先需要判斷這次危機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如果這次危機是短期的，那麽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可以像應對通貨膨脹和糧食價格上漲一樣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幫助那些暫時失去工作和沒有收入的人渡過難關。如果這次危機是長期的，僅僅依靠社會保障可能並不足夠🛎，因為失業率可能會一直維持在高位🏘。如果政府只是在不斷發放救濟金，財政赤字會迅速加劇。當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這只是一場短期危機💡😴。他們根據歷史經驗認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發達國家的經濟危機通常會在三至七個季度內過去⬛️。特別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出現了所謂的“大緩和”時期👎🏻，也就是說🧏🏿，發達國家在宏觀政策的應用方面已經非常成熟了🤸🏽‍♂️👨‍🦱。因此✫，他們認為，即使這場危機來勢洶洶🤴🏼，只要發達國家的政府出手解決問題，危機最多也只會持續七個季度。在政策措施方面，它們的主要措施是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當時我開玩笑似地問他們是否看過《聖經》。《聖經》中有一個故事🗑，七年豐收之後可能會接著出現七年饑荒🎡。我認為這次危機可能不是七個季度的短期危機，而是七年的長期危機，我做出這個判斷是有原因的。在過去的六七年中，全世界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進入了一個快速增長階段👭🏼，這背後有消費增長和大量投資的支撐🙆‍♂️🧯。如果全球危機來勢洶洶🍒，需求萎縮得非常嚴重，可能會導致全球通貨緊縮，全球經濟會進而陷入惡性循環🗒。

其他人普遍認為我太悲觀了🕝，當時他們都不相信我的觀點，他們認為這次危機並不是長期的經濟危機🆖。如果這場是經濟危機長期的，失業率會一直維持在非常高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持社會穩定，政府必須增加支出👩🏿‍🏫，重視社會救濟，但這會使政府的財政赤字積累得非常快。如果政府的財政赤字積累得非常快🤽🏼，政府會為了償還債務增加稅收🗼，而稅收的增加可能通過通貨膨脹或提高稅率的方式實現👩🏻‍🚀。不管采用哪種方式🚴‍♀️，如果政府大量增加稅收，會導致大家對未來的預期悲觀，從而影響消費和投資😱。因此🧑🏽‍🏫，當時的我認為這將是一場長期的危機💙。

既然政府的財政赤字一定會增加，那為什麽不將增加的財政赤字用於投資呢？尤其是那些能夠有效解決經濟增長瓶頸的投資。在短期內，投資的效果和發放社會救濟金的效果是一樣的👴🏻💇🏿，因為投資也會創造就業機會並擴大需求💜。就業增加了🙇🏿♾，工資就會增加🏇🏻，政府也就不需要再發放社會救濟金了。同時，它還有兩個替代效應。一方面，這些項目建成後可以提高生產率，從而提高經濟增長率；另一方面，在經濟危機過去後🖖🏻，社會的經濟發展速度會加快，政府的財政稅收就會增加，然後政府就可以用增加的財政稅收償還赤字🛫🟨。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不會因為政府在短期內財政赤字增加而導致對未來悲觀。這種幹預是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幹預。凱恩斯主義認為，只要政府花錢，不管是用於社會救濟🏄🏽，還是用於其他方面🌮，都屬於積極的財政政策。如果這些錢只是用於社會救濟或其他方面，短期內當然可以創造需求😎、創造就業。但如果生產力水平沒有得到提高，政府未來還是會增加稅收，這可能會導致大家對未來的預期變得悲觀👮🏼‍♂️🌗。然而✋🏼，如果我們將增加的財政赤字用於有效投資♋️，就可以起到一石二鳥的效果。

當時，我認為在應對2008年的這場突如其來的沖擊時，發展中國家需要快速為失業人員提供必要的保護措施，但政府也應當想辦法將具體政策作為投資性政策來實施👩🏻‍⚖️，這兩方面應該雙管齊下。世界銀行的同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們更傾向於采取短期措施，因此他們不太贊成我提出的投資計劃。不過幸運的是，當時擔任世界銀行行長的羅伯特·佐利克最終還是聽取了我的建議，並將加強社會救濟和加強政府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作為世界銀行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渡過難關的重要政策措施。面對這場來勢洶洶的危機，G20峰會於2008年在華盛頓召開了🗑，各國在這場會議上達成了一個共識🧛🏻‍♀️，各國決定采取三個政策措施來共同應對危機。

第一個政策是如果一個國家出現了金融危機，那麽政府應當出手解救本國的金融機構，這是我們從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中吸取的經驗教訓。當時紐約股票市場出現了崩盤，大家都對金融機構失去了信心，但是政府沒有出手去幫助金融機構，這就導致大量的銀行倒閉，一些好的企業也無法得到流動資金，所以這次我們要吸取當時的經驗和教訓。第二個政策就是政府要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強社會保障。第三個政策就是堅持自由貿易主義。在金融危機發生時，各國會普遍出現失業率上升的情況。大多數人會覺得如果國內的失業率增加，那就要減少進口，只要滿足了國內的需求，就有利於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但是如果各個國家都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出口國會就會減少出口👁💂‍♂️，失業率就會上升，出口的需求就會減少，其所導致的結果是各國的失業率都會上升，這就是所謂的“囚徒困境”。這也是我們從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中得到的經驗教訓。總的來說，不管國內的狀況如何🕞，政府還是應當繼續推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采取自由貿易主義😢。這些政策的聯合實施的確避免了20世紀30年代的糟糕情況再次出現。我們國家也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我們出手非常快🚵🏻，效果也非常顯著。2009年第一季度我們國家的經濟就率先表現出了質的回升🧖🏽‍♀️，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經濟情況也普遍在第二季度有所回升💛。發達國家普遍在2009年的下半年出現了經濟的回升。

隨著經濟的回升和復蘇，不少人提到了“綠芽論”，這涉及2010年我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場爭論❇️。每年10月，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會召開一場年會，這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經濟會議之一📟。一般來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成員國的財政部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都會參加。在會議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會發布一份報告，對全球的經濟形勢進行展望🙎🏿‍♂️，分析當前的挑戰和未來的發展前景，並提出宏觀的經濟政策方面的建議。2010年10月的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經濟都已止跌回升🏋🏻‍♂️，因此發達國家應當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發展中國家也應如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世界經濟已出現質的回升，如果繼續推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政府的財政赤字會繼續累積♑️，如果財政赤字繼續累積，就會使私營經濟、民營經濟和所有家庭失去對未來的信心。如果企業跟家庭對未來的預期發生了變化，即使政府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去啟動投資和消費👨🏽‍🔧，企業和家庭也會減少投資和消費。其造成的結果是政府的財政支持增加👘，但總需求不增加。他們認為👨🏽‍🎓，想要加強私營經濟、民營經濟和家庭對未來的信心，政府應該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

如果大家關註世界經濟，就會發現當時國內有很多對這個話題的討論🧑🏻‍🦼。我和一位首席經濟學家就曾進行過一場公開的爭論🦹🏻‍♀️。我認為🏋🏽‍♂️，雖然全球經濟確實出現了質的回升🪐，但還沒有恢復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實際上✤，發達國家的經濟在2013年才恢復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那時實體經濟還沒有恢復到2008年的水平，這意味著這些國家還存在相當大的過剩產能🤽🏻‍♂️。如果存在過剩產能，政府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減少了對消費和投資的支持🏡💻，通貨緊縮就會重新出現🐈，消費和投資就會減少。在這種情況下，民營經濟會不會投資🧑🏽‍💼？不會。此外🌼，如果在失業率仍然相當高的情況下政府退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需求就會減少🧝🏼‍♂️，失業率就會繼續上升。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會放緩🕵🏻，失業率會增加👫，大家對未來的預期也將是悲觀的😎。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的目的是什麽🏋🏽‍♂️？是減少財政赤字🎂。但是如果經濟發展速度因政府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而放緩🧜，失業率增加，那麽政府一定會在社會保障上投入更多的錢。政府的支出在增加➗，而經濟放緩使政府的財政收入減少，赤字同樣會增加🛫。所以我的觀點是，無論政府是否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只要存在大量的過剩產能🙎🏻，政府的財政赤字都會增加💆🏽‍♀️。

我並不同意在當時的條件下退出財政政策的觀點，我認為重要的不是討論政府是否要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而是討論政府如何提高積極財政政策的質量🐗。如果財政赤字增加得太多🤟🏽👨🏽‍💻，大家會對未來失去信心👩🏻‍⚕️。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不應該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而應該將其用於有效的投資👨🏻‍🦯‍➡️，以在短期內創造就業機會，這樣政府就可以減少社會救濟方面的支出🍳🦸🏽‍♀️。此外，從長期來看，這也可以提高生產力和經濟增長率🏢。當時我在國內和國際上從未被認為是宏觀經濟學家，因為我最早發表的文章主要與農業經濟有關，後來我發表的文章主要與中國改革有關。我們可以看到， 2010年很多發達國家退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如我的預期和擔憂的，它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了🧎，失業率上升了📆，政府的財政赤字也增加了。2011年🥇，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年會重新推薦的政策正是我前面提到的政策🍥。

上個月我參加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春季會議。他們每年召開兩次會議，一次在春季，一次在秋季。我發現他們提出的政策建議仍然與我在2008年金融危機剛發生時提出的建議相同。具體來說，在存在過剩產能且經濟處於困境的情況下，為了維持社會穩定🧛🏽‍♂️，政府應當采取反周期的積極的財政政策🌳。采取反周期的財政政策的關鍵在於提高其質量🩵。也就是說，我們要將短期的反周期措施與長期的經濟增長相結合🧀。

在世界銀行工作的這四年中，這些爭論並不是我面臨的最大的挑戰，我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理解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在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全世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出現了所謂的國際收支不平衡，即全球盈余不平衡🦻🏿。一方面，美國的對外貿易赤字急劇增加；另一方面，東亞經濟體的貿易順差急劇增加，尤其是中國。當時學界和媒體的主流觀點是，由於國際收支不平衡🥟，那些賬戶經常有剩余的國家積累了大量的外匯🪕，這些國家用外匯購買美國國債，從而壓低了美國的利率。在低利率的政策環境下🏌🏻‍♂️🧑🏽‍🎄，房地產投機行為大量增加，這就導致房地產泡沫出現，而泡沫的破滅引發了這場金融危機🈸，並最終發展為國際金融危機。這種說法在學界非常流行，提出這種觀點的都是國際的知名學者。實際上💆🏻‍♀️，我們可以建立一個理論模型來解釋這種情況🆒。如果發展中國家或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有大量的外匯積累並購買美國的國債，美元的利率就會下降🐓，利率下降當然會使投機行為增加。理論模型似乎與人們所觀察到的現象一致👨‍👩‍👦，因此🧑‍🧑‍🧒，國際收支不平衡被認為是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

什麽導致了國際收支不平衡🖥？國際上存在三種主流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東亞經濟體采取了出口導向型政策，出口量增加導致貿易順差增加💂🏽‍♂️，進而使這些國家積累了更多的外匯。第二種觀點認為東亞經濟體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吸取了經驗教訓，這些亞洲國家認為如果外匯儲備不足🆚👨‍🦯，即使經濟發展形勢良好，也可能遭受國際金融炒家的攻擊，導致貨幣崩盤並造成金融危機。因此，東亞經濟體為了自保而開始積累外匯儲備🤽🏻，它們主要通過增加出口的方式來積累外匯儲備🏋🏼‍♂️。第三種觀點認為國際收支不平衡是因為中國壓低了人民幣匯率，並且加大了外匯儲備👨🏻‍🍼。這三種觀點在國外非常流行🙋🏿🤦‍♂️，國內也有很多學者支持這些觀點👩🏻‍🌾。我仔細研究了這些觀點🩵，雖然從局部上看每個觀點似乎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從整體上看這些觀點並不完全準確。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觀點💎。第一個觀點認為東亞經濟體實行了出口導向型政策，從而導致國際收支不平衡🪓🧏🏿‍♀️。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在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實行出口導向型政策🤵🏿‍♀️，而中國是在改革開放後才開始實行這種政策的。但是在2000年之前🍹，東亞經濟體的對外貿易基本上是均衡的，即使有盈余，也只盈余了一點⛓，而且有不少經濟體還經常出現貿易赤字，比如韓國🪫。中國在1995年之前也存在貿易赤字，1995年之後才開始出現貿易順差🏌🏼‍♂️。因此🧎，這裏存在一個問題，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問題是在2000年之後才變得越來越嚴重的，但出口導向型政策在東亞經濟體已經實行了半個多世紀了，該政策在中國也已經實行了將近三十年了。那麽為什麽以前沒有出現這些問題，現在卻出現了呢💿？想要解釋這一問題🤟🏻，就必須要有新的政策原因🙅🏻，我們不能總是用老的原因來解釋最新的變化。因此，我認為這個觀點基本上是不成立的。

第二個觀點認為東亞經濟體從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吸取了經驗教訓，所以在危機復蘇後開始通過增加出口的方式積累外匯⚈。2002年以後🧜‍♀️🎅🏿，東亞經濟體的貿易盈余確實在不斷增加🦏，外匯積累也在不斷增加。但東亞經濟體的貿易盈余是外匯積累增加的主要原因嗎？我覺得可能不是🧑🏽‍🦰。為什麽💁🏻‍♂️？我們可以看看世界的其他經濟體👷🏼💃，比如日本🚶🏻‍♂️、德國。這些國家的貨幣都是國際儲備貨幣。什麽是國際儲備貨幣？這種貨幣可以在國際上通行🫶🏽，有債務的時候可以通過印鈔票還債，想買東西就可以通過印鈔票買東西，它們並不擔心國際炒家去攻擊自己國家的貨幣，因為它們可以無限多地給那些國際炒家印鈔票🙍🏻‍♂️。但是我們再看看東亞經濟體🛍，在2002年以後⛹🏿，中國🫴🏿、韓國等東亞經濟體的貿易盈余確實增加了，可是日本🏭、德國的貿易盈余也在以同樣的速度增加♤。但是👩‍⚖️👳🏼‍♀️，日本、德國根本就沒有必要通過增加貿易盈余的方式來積累外匯。此外🩱，如果東亞經濟體用扭曲政策、政府幹預的方式去積累外匯儲備、增加貿易盈余，那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就基本上就屬於零和博弈。按照第二種觀點🙇🏿‍♂️，和東亞經濟體競爭的國家的貿易盈余應該減少🚴🏽‍♀️🚴‍♀️，它們的外匯積累也應該減少，因為這些發展中國家不能印美元，可是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的。2002年以後，東亞經濟體的外貿盈余在增加，但世界上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外貿盈余也同樣在增加🚵🏽‍♂️，它們的外匯積累也同樣在增加。比如，2000年全世界的外匯積累是1萬億美元，2007年全世界的外匯積累增加到6萬億美元，全世界共增加了5萬億美元。中國增加得多一些🧎🏻‍♂️𓀇，東亞經濟體也增加得多一些🤨，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外匯積累同樣在增加🏄‍♀️，所以我認為第二個觀點是與實際情況不符的🧍‍♀️🏌🏿。

第三個觀點認為我們國家壓低了人民幣匯率是造成國際收支不平衡的主要原因👨🏿‍💼👍🏽。這種觀點比前兩種觀點更盛行，支持這種觀點的人更多😸。這一觀點最早是日本在2003年的春天提出的，他們認為我們國家壓低了人民幣匯率，從而使我們國家的出口競爭力變強。2003年的秋天👨🏻‍⚖️，支持這一觀點的人就更多了。那時候我在意昂3体育教書🪺，我也參與了這場討論🧖🏿‍♂️。我們可以仔細分析一下，2003年中國的貿易盈余是255億美元，1998年的時候中國的貿易盈余是470億美元👩‍💼，也就是說🙇🏽‍♂️，我們國家2003年的貿易盈余比1998年少。1998年，東亞出現了金融危機，當時人民幣沒有貶值🦛👩‍❤️‍👩，所以當時國際的主流觀點是人民幣的幣值是被高估了的📮。但是到了2002年，國際的主流看法突然變為人民幣幣值被嚴重低估。如果人民幣的幣值被嚴重低估#️⃣，中國2003年的外貿盈余應該比1998年多很多🤽🏻，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我們可以看到，從2003年到2005年，中國的貿易盈余增加了很多😌，但是我們國家的貿易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我們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盈余非常多🫁，但我們對其他國家和經濟體的貿易盈余卻並不多。所以從美國的角度來說，人民幣幣值是被低估的，但是對於其他東亞經濟體和歐洲的一些國家來說，我們的貿易赤字是在不斷增加的。如果我們想用人民幣幣值被嚴重低估這個理由來解釋，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盈余是增加的🥚，那中國對其他經濟體的貿易盈余也應該增加的，但是這種現象並沒有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應當認為人民幣的幣值是被低估的。

第三個觀點的支持者認為🔣，東亞經濟體的貿易順差非常大👨‍🦯‍➡️，尤其是中國。他們認為這使中國積累了很多外匯💁‍♂️，壓低了美國的利率，從而導致了美國的房地產泡沫🦸🏽‍♂️，隨後房地產泡沫破滅並引發了國際金融危機。他們的邏輯似乎是自洽的🚫，但我們可以看看實際情況📑。2001年美國的利率為6.5%，2003年6月利率下降到1%，而2003年中國的貿易順差比1998年要少，我們的貿易順差從2003年開始不斷上升，2005年我們的貿易順差超過了1000億🦵🏽。然而，美國的利率已經從1%提升到了5.5%，因此2001年至2003年美國利率的下降並不是由中國的貿易順差導致的。如果一個理論的邏輯是自洽的🧘🏽‍♀️，那麽它的推論應當與人們所觀察到的現象一致，並且不能僅與一個現象一致，還必須與所有已知的現象一致🔞。如果一個理論達到了這些要求，那麽它就可能是解釋世界上的某個現象的根本原因👡。

前面我提到✈️，解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三個觀點都可以分別構建內部邏輯自洽的理論模型🧜🏻‍♀️，而且如果不作其他推論，這些理論與它們所解釋的現象也是一致的，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要簡單地認同，我們可以多作幾個推論，看看理論與現實究竟是否一致👩‍🦼‍➡️🥬。

這三個觀點的共同特點是什麽🤓？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認為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源於國際收支不平衡，而國際收支不平衡都是由東亞經濟體的政策造成的➾。因為不管是出口導向型政策，還是人民幣的幣值被嚴重低估，這些觀點都是在討論東亞經濟體🧓🧈。其實📱，國際收支不平衡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東亞經濟體和世界上的其他經濟體的外匯積累🧘🏽‍♀️、貿易盈余不斷增加；另一方面，美國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大。國際收支不平衡實際上是美國跟世界其他國家的不平衡。

這三個理論基本上都提到了東亞經濟體，但是我們知道🤵🏼‍♀️，美國和東亞經濟體的貿易逆差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一直存在⚪️🍨，這種現象並不是2000年以後才出現的👨。20世紀90年代，美國與東亞經濟體的貿易逆差占美國總體對外貿易逆差的51%，也就是說，美國對外的赤字中有一半來自東亞經濟體，其中包括日本、韓國等國家。2000年以後🧑🏻‍🚀，美國的貿易逆差增加了，但是東亞經濟體的貿易逆差的比重卻從51%下降到了38%。這說明什麽🧔🏻‍♂️？這說明東亞經濟體對美國貿易逆差的影響在減小。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想了解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我們就應當找到一個新的能夠解釋所有現象的理論。為什麽美國的貿易逆差增加了？為什麽東亞經濟體的貿易順差增加了？為什麽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順差增加了？為什麽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外匯積累增加了💢？為什麽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的貿易順差也在增加？如果一個理論是有效的，它應該能夠同時解釋我們所觀察到的所有現象，而不只是某個局部的現象。到了世界銀行以後，我常常跟大家討論問題，只要一討論問題，大家就會說我在替中國政府辯護🥡，所以他們基本上不和我嚴肅地討論問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大家都不能質疑美國的政策，大家認為美國的政策都是對的。

我認為，導致上述所有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美國自身消費需求的突然增加和美國財政赤字的增加🥷🏽。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我們知道👶🏿，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推行裏根主義，倡導各種自由化🔕，其中也包括金融自由化。當然，歐洲也同樣追求各種自由化，這種自由化主要表現為金融自由化👧，即減少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允許金融機構跨領域經營👩🏼‍🚒。減少監管有什麽好處呢？減少監管就使金融機構有了更多創新的機會🫅🏽🤟，它們的積極性也更高，這也導致金融的高杠桿運行💃🏽。什麽是高杠桿運行🚏？高杠桿運行是指銀行機構通過減少準備金來增加貸款的方式將儲戶的儲蓄資金以更高的倍數放貸，從而獲取更多的收益。在放松監管前，一塊錢的儲蓄要求有20%的準備進👦🏿，一塊錢的儲蓄最多只能有五塊錢的乘數效應；20世紀80年代，金融自由化使政府的監管更為寬松，政府允許金融機構減少準備金，一塊錢的乘數效應增加到十塊錢💼🧝。在這種狀況下，銀行可貸款的資金就大量增加🕦🐁，這些增加的資金被用於各種投資活動👨‍🦽，包括房地產投資和股票市場投資等🍈🤙🏿。

更為重要的是，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從理論上看🤷🏻，泡沫破滅會導致財富消失🧛🏽‍♂️，進而導致美國家庭需求減少，這可能會引發一段時間的經濟蕭條。當時🏄‍♂️，艾倫·格林斯潘擔任美聯儲主席，為了防止美國因泡沫破滅而陷入經濟蕭條🌩，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連續降息27次，一年半後↖️，美元的利率從6.5%降至1%😋。低利率加上高杠桿運作意味著市場上存在著大量的流動性資金。這使更多人從事短期的投機套利活動，於是大量資金湧入股票市場。20世紀80年代以後，房價開始上漲，但漲幅較為穩定，但房價在2002至2003年急劇上漲。此外🐏，金融創新活動還使更多普通家庭將因房價上漲而產生的財富套現。在美國🤹🏻，大多數人通過按揭購買房產。之前的規定是，如果要購買房地產🙀，購買者必須將30%的自有資金用於支付首付，然後向銀行貸款70%。然而，在房價急劇上漲的那幾年🏒，原本價值100萬美元的房產可能漲到了200萬美元。在房價上漲和銀行利率下降的背景下🏋🏽‍♀️，艾倫·格林斯潘鼓勵普通家庭按照新的房價去銀行辦理按揭貸款。如果一個家庭的房產原本價值100萬美元，現在漲到了200萬美元，他們就可以借到更多的錢。假設他們交30%的首付，就可以借到140萬美元。由於當時的利率較低💾👨🏽‍💼，他們可以選擇提前償還之前的70萬美元的貸款👨🏽‍🎤，這樣他們的手頭上會多出70萬美元的現金🍍。這種金融創新鼓勵家庭進行各種投資和消費活動👮🏻，這導致普通家庭的負債急劇增加🧙🏿‍♀️。20世紀90年代，美國家庭的平均債務約占可支配收入的70%🏠，而到了2006年🧎‍♂️，這一比例上升到了130%。這一增長主要來自房地產按揭貸款，因為人們在拿到現金後會進行大量的消費。此外，“911”事件發生後，美國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戰爭使政府支出大幅增加，美國政府的財政刺激也大大增加📩💇🏿‍♀️。因此，美國家庭的赤字和美國政府的赤字都大幅增加🧭。

為了滿足增加的消費需求，美國必須大量進口商品🔻。東亞經濟體生產了大量滿足美國消費需求的產品，特別是中國，因此我們對美國的貿易盈余大幅增加。然而，我們對美國的貿易主要是加工貿易，這些貿易大部分是從新加坡、日本、韓國、我國香港、臺灣等經濟體轉移過來的。之前🆔，日本等經濟體將最終產品賣給美國，但隨著其工資水平的提高，大部分加工貿易轉移到了中國大陸🧛。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大部分是加工貿易，而所需的中間原材料和關鍵機器設備主要來自東亞其他經濟體或發達國家。因此，我們與這些發達國家的貿易逆差不斷加大。低利率政策會造成美國國內的房地產泡沫並使消費激增🧛🏿‍♂️。這種低利率政策導致美國金融炒家更加活躍😟，因為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它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通🌰。這些金融炒家進行房地產、股市投機🤙🏼，這使得大量低息的美國資金流入了國際市場。

2000年，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金為每年2000億美元，這一數字在2007年增加到了1.2萬億美元🖨。為什麽會有大量美元資金流向國外？這是由低利率和高杠桿造成的。除了流向美國國內的投機活動外，這些資金還流向了資金價格較高的發展中國家*️⃣🧕🏿。這些資金一部分進入了具有投機性質的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另一部分則進入了投資領域。無論是短期的投機還是投資，它們都會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更加繁榮⏪，並使其需求增加。這些需求的增加導致發展中國家對糧食、原材料和石油的需求增加🪓。因此，從2000年開始🐺，國際糧食價格💒、石油價格及原材料價格不斷上漲。同時👨🏼‍🍼👮🏿，發展中國家的一些機器設備來自發達國家，如日本和德國👲🏼🧑🏿‍💻，這也導致了這些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盈余不斷增加🏧。此外🐃，生產原材料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因為原材料出口價格上漲而增加了出口👅，進而增加了貿易順差和貿易盈余，如巴西🗽、澳大利亞、加拿大和非洲國家🧓🏻。可以說🤷，在那段時間內🙋🏽，除了美國的貿易逆差在不斷增加，其他國家的貿易順差和貿易盈余都在增加✦。

在其他國家🤞🏻，不管是由經常賬戶的順差積累的外匯，還是從資本賬戶流入的資金，不管是用於投資還是消費👳🏽，人們都必須使用當地的貨幣，也就是說💯，在中國就必須使用人民幣。無論這些外匯是由外國投資帶來的，還是出口企業賺取的☢️，在國內使用時都必須兌換成當地貨幣。如果想要在我們國內使用👩🏽‍🍳，人們就必須通過中國人民銀行將外匯換成人民幣🛑，其他國家也是這樣的。然而，將外匯簡單地存放在中央銀行的保險庫裏是沒有任何收益的😍。如果想要獲得一些收益，中央銀行可以購買美國國債或其他相對安全的金融產品，如一些美國房地產公司的債券📨。這些公司由政府擔保🙆‍♂️，其投資風險與美國國債相當。發展中國家積累的大量外匯儲備實際上是由美國所采取的政策導致的。美國通過低利率政策和允許高杠桿操作的金融政策創造了大量的資金🆗。這些資金中的一部分支撐了美國國內的房地產和股市泡沫，另一部分則通過貿易逆差或資本賬戶流入了發展中國家。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在國內，這些外匯儲備無法在國內使用，因此只能流回美國😀。實際上，美國的這個政策不僅影響了美國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也影響了歐洲國家的金融自由化進程。歐洲金融機構在20世紀80年代增加了金融杠桿，高杠桿使這些金融機構積極尋求盈利🤸🏿‍♂️。

從上述分析來看🧏🏽‍♀️，美國的這種現象之所以維持了很長時間🪫，主要是因為美元是國際外匯儲備，他們可以印製鈔票並進行購買和投資🎤，這就造成了貿易逆差和資本賬戶輸出👩🏿‍🦰。然而⛑️，無論是金融賬戶還是資本賬戶🚴🏻‍♂️，資金都會回流到美國。國際學術界只關註到了整個循環的上半部分⚽️，而美國學術界則更關註循環的下半部分。這些學術界的專家都非常有名☛，所以人們普遍接受了他們的觀點。但是，從上述分析可見🤖，國際金融危機與美國的貿易逆差、外匯流出有關，而東亞經濟體的貿易順差和外匯積累的增加也可以通過美國的金融監管政策和貨幣政策來解釋🚵‍♀️。2009年的時候我在世界銀行和大家討論這個問題，當時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因為我一旦提出問題，人們就會覺得我在為中國政府辯護🦊，他們認為我的觀點是不符合主流理論是不科學的。

20世紀80年代，整個國際金融界都想推動發展中國家實行金融自由化🕵🏽‍♀️，而背後的推動力量主要是華爾街的各大金融機構。只有實行金融自由化，這些金融機構才能將由高杠桿創造的大量廉價的資金流入發展中國家套利。在歐洲，德國、法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也采取了類似的策略🦸🏻‍♂️，它們借助高杠桿創造了大量的資金，這些資金通過金融自由化流入了東歐國家👩🏻‍🦱。在南歐國家加入歐元區後👊🏿，大量資金也湧入了南歐國家，這些資金流入了房地產和股票市場，房地產熱也在一段時間內拉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在這樣一個經濟高速增長的環境下🥊，人們自然會感到欣喜和樂觀，因為經濟增長加速使勞動力需求增加✔️，勞動者的工資也在迅速上漲👶🧖🏽。在那段時間，經濟發展得非常快，財政稅收也大幅增加。按照規定🧎🏻‍➡️，南歐國家在加入歐元區後，政府的財政赤字不得超過GDP的3%👨‍👩‍👧‍👧。然而，在泡沫破滅後🕚，失業率迅速上升，經濟增長率下滑🤽🏼，政府的稅收減少🛼🚕，政府的赤字增加🧏🏼‍♀️，這最終導致了歐洲的債務危機🕷。

我認為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主要與儲備貨幣國家的國際貨幣體系有關，特別是美國👨🏿‍🎓。美國利用其儲備貨幣地位在國內推行金融自由化🔟，同時為緩解國內經濟蕭條實施低利率政策，並最終造成了此次危機。當前，國際社會關註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南歐國家，如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等。人們關註的是🈁，這些國家如果出現了主權債務危機或主權債務到期，它們能否得到歐洲中央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短期援助。若不能獲得援助，這些主權國家所面臨的危機可能比雷曼兄弟破產所引發的危機更為嚴重，危機波及的範圍也會更廣。為了避免危機的產生，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概率還是會伸出援手，幫助這些國家渡過難關，這也是過去幾年我們所看到的情形。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對於這些出現危機的國家來說🥲，如果它們不進行結構性改革並提高其經濟體的競爭力和獲利能力🎷，任何短期援助都只能像止痛藥一樣，它們只能維持一段時間👨🏼‍💻，長則9個月，短則3個月4️⃣，如果不采取結構性改革的措施，同樣的問題仍會發生。因為當它們再次要求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予援助時，問題的嚴重程度可能比上一輪還要高。因此，這些出現危機的國家必須采取行動🤔，提高其競爭力和生產力🤛🏻。

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已在國際上得到了廣泛的認同。歐洲中央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學術界都認識到了結構性改革對解決金融危機的重要性。然而，盡管大家都認為進行結構性改革是有必要的，但實際上，很多國家在獲得援助後往往未能履行改革的承諾。這究竟是為什麽呢？結構性改革的本質是減少工資🧝🏻、降低福利、金融機構去杠桿化。如果這些國家減少工資🍏🪺、減少福利，國家的生產成本就會降低🟥，出口競爭力就會增強ℹ️👩🏻‍🏭。如果金融機構能夠去杠桿，它承受外部沖擊的能力就會增強，風險就會減少。結構性改革的好處大家都很清楚，但關鍵的問題在於，實施這些改革會在短期內造成需求急劇萎縮🦛。減少工資和福利將直接導致消費需求減少。金融機構去杠桿化則會導致貸款減少，從而進一步抑製消費和投資🧏‍♀️🚢。這些改革措施共同造成的結果是需求急劇萎縮，經濟增長放緩🩵，失業率上升。希臘的失業率已高達23%🤯，而年輕人的失業率更是超過50%👾。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推行結構性改革將立即引發社會的群體性抗議，導致社會動蕩不安👩‍✈️。因此👷🏽，盡管結構性改革至關重要🤦‍♂️，但這些深陷債務危機的國家卻難以真正推行結構性改革。

發生金融危機後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是國際社會的共識。之前每個出現金融危機的國家都會嘗試進行結構性改革⚜️，從而增加其競爭力🧖🏻‍♀️，重新創造收入🙋🏽、償還債務並積累財富。過去的時候，如果一個國家或經濟體遭遇金融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常會為其開出三個藥方🙆🏼‍♂️，即三個解決方案。第一個解決方案是進行結構性改革，第二個解決方案是貨幣貶值。我們知道，結構性改革有收縮性的🐦‍⬛，如果貨幣貶值🎾，該國的出口競爭力和出口需求就增加了，這就能夠對沖結構性改革所造成的需求萎縮，這就能夠為結構性改革的實行提供空間🗞。當然，推行這些政策是需要一段時間的，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給出現危機的國家發放一筆貸款，幫助它們渡過難關👮🏽‍♀️，這是第三個解決方案🚵🏿。然而💇🏽‍♂️，目前的關鍵問題是這些深陷債務危機的國家無法實施這三個解決方案。為什麽？一些南歐國家在歐元區內，它們沒有獨立的貨幣，因此無法通過貨幣貶值增加出口🎚😜，這就無法為結構性改革的實行提供空間。那歐元區是否能夠整體進行貨幣貶值呢👩🏻‍🦰？其實，如果歐元區可以整體貶值，南歐國家就能夠增加出口💝，這就能夠為結構性改革的實行提供空間。

當前的困難在於這次危機同時在所有發達國家爆發，不僅限於南歐國家。這些國家的失業率普遍較高，它們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美國同樣有著較高的失業率，因此美國也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發達國家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屬於同一類型🤴🏿，這些產品在國際上是相互競爭的🍦。如果歐元區通過歐元的貶值來增加南歐國家的出口，以創造結構性改革的空間♛，那麽這些國家的出口就會增加😍，它們就會搶占美國市場👨🏽‍🎓。如果歐元區采取這樣的措施🥣，美國的失業率將會進一步上升。美國目前的失業率也非常高，從表面上看👱🏿‍♂️，美國的失業率似乎在下降，但是如果一個人連續領六個月失業金，就會被認為退出了勞動力市場⛈，統計失業率時就不會將其納入統計範圍👨‍🚀。如果我們把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那些人也加進來，美國的失業率是百分之十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歐元區試圖通過貨幣貶值來增加出口🚏，搶占美國的市場，就會引發美元的競爭性貶值。日本和美國有著相同的情況🍓。自1991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一直未能進行結構性改革。日本的產品和歐洲的產品是存在競爭關系的🎂，如果歐元區采取貨幣貶值的措施，日本也可能采取相應措施進行對沖，這就會造成競爭性貶值🎂。

2012年年初，歐洲中央銀行宣布將無限製地收購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的政府債務，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此後，美國、日本和英國也相繼宣布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進行對沖🕺。在這種情況下，每個國家都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試圖通過貨幣貶值來為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其帶來的結果是相對價格並未發生變化，這意味著這些發達國家實際上無法通過貨幣貶值的方式為其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如果發達國家不通過結構性改革提高其競爭力，就會出現和日本一樣的情況。自1991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以來🏃🏻‍♂️，由於未進行結構性改革，日本的經濟增長一直維持著疲軟的狀態⏳，失業率居高不下，政府通過財政支持來解決這些社會問題🎅，這就使政府的財政收入不斷減少🎍☝🏽。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在1991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之前👐🏻，日本政府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為60%，這一數字在發達國家中是相對較低的。二十幾年後，這一比重已高達230%🫔，其占比在發達國家中是最高的👩‍🦳。這很可能就是其他發展中國家未來幾年會出現的問題。

當前，對於發達國家來說👨🏽‍🔬，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超過100%是比較普遍的。如果這些國家無法通過結構性改革提升競爭力，失業率將維持在高位，經濟增長率將放緩✍️🧑🏼‍⚕️，財政赤字的比重也將逐漸增加，其占比可能從100%升至150%🚣🏼，甚至接近200%🐢。當發達國家的財政赤字積累數額巨大📺，為了降低舉借新債的成本，減少償還舊債的利息，這些國家的貨幣當局通常會推行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將利率維持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以日本為例👀，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其利率基本上維持在0%的水平😏。現在發達國家的利率通常為1%👩🏻‍🍼，但其利率也可能逐漸降至1%或接近0%。這種低利率政策與寬松的貨幣政策的結合會導致金融機構出現大量的短期投機行為，大量資金會流入股票市場，而不是房地產市場，因為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剛剛破滅✍️🤾🏽，還有大量存量未消化🫣。資金流入股票市場就會將股票市場價格炒高。美國道瓊斯指數已經超過2007年的最高水平🈂️⏭，2007年的時候市場是有泡沫的，大家都清楚，而實體經濟尚未恢復到2008年的水平。這難道不意味著現在的泡沫更大嗎？金融投機者明白👮🏽‍♂️，在利率如此之低的情況下，他們可以進行短期炒作。他們知道股票市場存在泡沫，因此一旦有任何風吹草動，價格就會大幅度地波動，風險也極高🟣。因此🛀🏻，這種政策不僅會導致大量資金流入股票市場🤌🏼，還會造成股票泡沫和價格波動。

美國金融領域的投資家將這種情況稱為“新常態”𓀐。這個“新常態”指的是投資的回報率非常低，風險卻非常大5️⃣🤵🏼，而且這種低利率和寬松的貨幣環境可能會長期存在🖥。這不僅會影響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股票市場🦻🏻🐛，還會導致大量資金流向國外的大宗商品市場，包括黃金、糧食和石油等🤹🏻。這些商品的價格會被炒高👩‍🦲，超出實體經濟應有的水平，並出現大量泡沫👏🏿。一旦市場出現任何微小的波動，這些存在泡沫的地方就會出現價格的大幅波動🦝。例如，前幾天國際的糧食價格和黃金價格突然大幅下跌且下跌超過10%📍，觸發這一波動的因素是塞浦路斯中央銀行宣布要出售黃金以償還外債。塞浦路斯是一個很小的國家，這麽小的國家會有多少黃金呢？但這一消息使國際黃金價格大幅下跌🔰。這種情形未來在大宗商品市場可能會經常發生🧀，而且大量的資金不僅會流入大宗商品市場💃🏼，還會流向實體經濟表現較好的發展中國家。那些實體經濟表現較好、相對健康且回報率較高的發展中國家會成為國際炒家的目標。這些流入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普遍會停留在短期投機領域🧞‍♀️，如房地產和股票市場，這會導致房地產和股票的價格被炒高並出現泡沫🫴🏽🉑。大量資金的流入還可能導致發展中國家的匯率升值，這會降低其出口競爭力並影響實體經濟。一旦實體經濟發生變化🧙🏻‍♂️，國際炒家可能會認為這些國家實體經濟的發展狀況不佳，房地產和股票價格過高並存在泡沫。這可能導致大量資金流出🦄，這種資金的大進大出給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管理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我認為，如果發達國家無法進行結構性改革，這種局面在未來會持續五年🦜😺、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有沒有解決的辦法👨🏼‍🏭？我覺得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為發達國家創造結構性改革的空間。前面我提到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應對危機時給出了三個解決方案🧜🏽‍♀️𓀖，其中包括結構性改革和貨幣貶值。貨幣貶值可以增加出口和需求🤴🏿，為其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還有一種解決方案是短期援助，當發達國家同時發生危機時🧑‍🍳👭，國際社會需要為發達國家創造足夠的需求🖊，以便它們能夠在國內進行結構性改革👩🏻‍🚀😌。我覺得我們是有可能解決這一問題的🏄🏿‍♀️，這一解決方案與2008年危機發生時提出的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反周期政策有關。發達國家所面臨的困境是，它們如果不能進行結構性改革🧑🏿‍🎓，將出現高失業率，政府債務也將不斷積累。既然政府的財政赤字會增加♉️，為什麽不將這些增加的財政赤字用於有利於提高國家經濟增長率、消除增長瓶頸的投資👩‍🔧？在短期內，如果將這些增加的財政赤字用於消除增長瓶頸的投資，將產生與發放失業救濟金相同的作用👨🏽‍🏫，因為它們都能創造就業機會並增加需求。從長遠來看🧏🏼‍♀️⬛️，這種做法是有益的，因為它可以提高生產率。隨著生產率的提高，經濟增長率將提高，財政稅收也將增加🐈，政府就可以償還債務了。政府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將危機轉化為機遇，一些增長瓶頸將被消除💲，經濟素質也將得到改善。

許多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已經出現了老化，需要進行升級和改造🐴。世界銀行在華盛頓，我在世界銀行工作的時候經常乘坐火車去紐約開會🎥。如果坐火車的話🚜，從華盛頓到紐約的距離是220英裏🫘，乘坐最快的火車去紐約需要兩個小時四十五分鐘，坐慢一些的火車則需要三個多小時。如果能乘坐我們中國的高鐵的話🆒，估計一個小時就夠了。美國的鐵路是19世紀建的🧑🏿‍🦳🫴🏿，這些交通方面的基礎設施已經太老舊了🦽，需要重新升級了。需要更新的不只是鐵路🧑‍🧑‍🧒‍🧒，美國的電力設施也需要升級。在華盛頓的時候，我發現只要一刮大風、下大雨就會停電，而且只要停電就會停很多天🤪。因為美國的發電廠基本上都是露天的🐂👩🏿‍🏭，而且非常老舊。美國大部分的發電廠都是火力發電的，大部分發電廠的運行時間都超過了四十年🧑🏿‍🦰，所以它們的發電效率是非常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是非常高的👨🏿‍🚒，這些其實都是值得改造的👩🏻‍🚒。如果美國在這些方面進行了改造，在短期內能夠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從長期來看👩🏽‍🎨，國家的整體競爭力和生產力水平也會提升。很多歐洲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也需要升級和完善🚶‍♂️，它們的情況和美國相同。

實際上，重要的不是政府是否退出積極財政政策🧔🏽‍♂️，也不是是否采取反周期政策，而是只要失業率居高不下，政府即使不願意也必須增加支出以維持社會穩定，這就會導致財政赤字🫐。既然如此🧛🏿，政府為什麽不主動將財政赤字進行更為有效的應用呢🤹🏽‍♂️？這就是我所說的超越凱恩斯主義的觀點。此外，我認為超越凱恩斯主義還有另一層含義。當前⛄️，發達國家同時出現危機，僅僅依靠發達國家自身的基礎設施投資可能不足以創造足夠的結構性改革的空間，因為發達國家的整體基礎設施還是相對比較完善的。以日本為例💸，自1991年發生金融危機以來，日本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我的一位同事在駐日的私人銀行工作了五年，他說他公寓前的道路在五年內挖了又填、填了又挖，進行了四次翻修，這表明發達國家基礎設施的提升空間是非常有限的。其實♛，發展中國家的機會非常多。發展中國家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時建設了許多基礎設施，如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機場、港口等🍒。我們去發展中國家的時候會發現，它們的基礎設施嚴重不足🧜🏼，電力供應短缺🚴🏼‍♂️，基本沒有高速公路，更不用說高速鐵路了。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回報率非常高。

投資基礎設施當然對發展中國家有好處，因為這可以消除其經濟增長的瓶頸✴️，提高經濟增長的效率和速度🤼‍♀️。然而，在發展中國家進行基礎設施投資通常面臨兩個方面的製約🤰🏽，這在發展經濟學種被稱為“雙缺口”🐆。第一個限製是國內缺乏資金。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的財政狀況通常並不是太好，因此它們沒有足夠的錢來投資基礎設施。第二個限製是外匯相對不足🔱。如果要在發展中國家投資基礎設施🔌，需要大量從國外進口機器設備和原材料。這對發達國家是有利的，因為這可以使發達國家的出口增加，為其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但發展中國家的外匯相對不足🦸🏿🐝，如果沒有外匯，它們就很難進口所需的機器設備和原材料⏬。

發展中國家普遍受到“雙缺口”的影響，那這一問題該怎樣解決？對於日本、美國和歐洲國家來說🏞，它們的貨幣都是國際儲備貨幣☎。這意味著這些國家可以通過印鈔票的方式來買東西⛹️‍♂️，並且它們的貨幣在國際上通行無阻🌴。因此，對於發達國家來說🏋🏽👢，錢不是問題🥩，投資機會才是限製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合作就變得很重要。我在小時候聽過一個故事，一個瘸腿的人和一個盲人在火災中合作逃生🫃🏻。盲人的腿沒有問題，但他看不清方向；瘸腿的人能看清方向，但他跑不快🐪。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盲人背著瘸腿的人🤚🏻，兩個人就可以快速逃離危機🧑‍🍼。現在我們也應該采取類似的方法👨‍🎨。我們可以像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一樣成立一個國際附屬基金👵🏻，支持消除經濟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投資🤜🏽👩‍🍼。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投資都可以為發達國家創造需求🎒🤹🏽，為其結構性改革的空間，這有助於幫助它們走出危機。同時，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也可以發展得更好⏳，這樣大家都有一個更好的未來。我認為，如果國際社會想要走出這場危機🫷，這也許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我在世界銀行討論這個問題時🕵🏼‍♂️，認同的人非常少🙇‍♂️，因為大家都認為這只是一場短期危機。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註這個問題，相關的討論在國際場合也日益增多🤾🏻‍♀️，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受這一觀點🔔。然而，在接受的過程中⚡️，大家經常會提到一個問題，即在發展中國家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的回報率是高還是低。這取決於項目的選擇和執行情況，也取決於發展中國家是否有增長的前景。在基礎設施得到改善的情況下⛓️‍💥，如果它的經濟增長率只維持在2%~3%🌛，那麽道路🧛‍♂️、電力和港口等基礎設施可能會被閑置，基礎設施的利用率會很低🧚🏻。從現在的情況來看，發展中國家似乎很難實現高增長。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僅有23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階段，僅有28個經濟體的人均收入與美國人均收入的差距縮小了超過10個百分點。全世界有200多個經濟體，將近180個經濟體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

在上述情況下🦊，如果大部分優質的投資機會集中在發展中國家🗺，那麽如何確保這些國家能夠實現高速增長，以獲得足夠的回報來償還債務呢？我曾撰寫過一本名為《新結構經濟學》的書。實際上，我認為任何發展中國家都有機會維持高速增長🧖🏿‍♀️，因為經濟增長的本質在於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產業的持續升級。要想提高收入👨🏽‍🏫，勞動生產率必須得到提升，而這一提升正是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結果👨🏼‍🔬。這一規律同時適用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上擁有後發優勢，發達國家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而發展中國家可以借鑒、模仿和學習發達國家，其技術創新成本和產業升級的風險相對較低👊。自工業革命以來🥉，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增長率約為2%，考慮到1%的人口增長率，其總體增長率約為3%。然而，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夠充分利用後發優勢🏋️‍♂️，其經濟增長速度可以是發達國家的兩倍或三倍😄。這種增速可以維持十年🤷🏿‍♂️、二十年，甚至延續至一代人或兩代人的時間🧕🏽，這正是這些國家所具備的潛力。

然而，除了前面我提到的少數幾個發展較好、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逐漸縮小的發展中國家🆓，現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沒有利用好機會。實際上，它們並非不想利用好這一機會。我在世界銀行工作的時候走訪了許多國家，包括非洲國家、拉丁美洲國家、南亞國家和中亞國家。我發現👩🏽‍🍼，無論是哪個發展中國家，其政府、知識精英🦗🏙、農民🚊、工人的追求都是相同的。他們的共同追求都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自己和下一代生活得更好。知識精英希望通過自己的貢獻實現本國的現代化，讓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得到尊重🎡。政府也希望能通過自己的領導改變國家的面貌🌼。

我們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是發達國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些國家在政治上紛紛取得獨立👩🏿‍🦳⛷，並開始追求國家的現代化🤛🏽。現在🏃‍♂️‍➡️，兩代人的時間過去了，為什麽成功的國家很少👌🏽？思路決定出路。雖然發展中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擺脫了殖民統治✹，但它們在思想理念上仍然受到西方殖民統治的影響。我們可以看看發展中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是如何發展經濟🧔🏼‍♀️、消除貧困的。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在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消除貧困🍦，其政策也受到了現代發展經濟學的影響🤸🏿‍♂️。世界銀行領導了世界發展經濟學的思潮，其政策也反映了現代發展經濟學的思潮，其他國際機構也是如此。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基本上也反映了當時的發展經濟學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無論是國際機構，還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和知識精英，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夠實現現代化，從而使自己的國家與發達國家並立於世界之林😏。

後記：

本文倡導的以消除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建設作為逆周期的積極財政政策的措施，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接受🍲🖍，在其2014年10月出版的《國際經濟展望2014》中建議各國在遭遇經濟危機時采用基礎設施建設作為逆周期的積極財政政策的舉措。

本文倡導的有需要改變“西天取經”的心態，總結中國經驗和針對中國自己的問題，提出新的理論🔡🧑🏽‍💼，以指導中國的實踐👨🏿‍🔧，並和其他國家分享中國的智慧，正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所倡導的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理論體系的體現，國內經濟學界現在正在往這方面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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