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總理李強在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今年政府工作任務時指出，“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互利共贏。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穩步擴大製度型開放”，“深化多雙邊和區域經濟合作，推動落實已生效自貿協定，與更多國家和地區商簽高標準自貿協定和投資協定。推進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談判，推動加入《數字經濟夥伴關系協定》《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這些雖然並不是什麽新內容，過去幾年在中央的各項決議、文件、講話中多次提到，然而，在當前這樣一個全球大變局加速演進、中美之間經濟與戰略博弈更加激烈、中國與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經貿關系復雜微妙，而與周邊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亞非拉國家等全球南方國家經貿關系日益緊密、戰略合作日趨深入的時刻，重申高水平對外開放、積極推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等高標準國際經貿合作機製，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現在的問題是，我國宣布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推進標準、規則等製度型開放已有很長時間，正式遞交加入CPTPP申請書也已經接近三年，我國自身作了許多努力，實施了許多擴大開放的舉措。然而，我國擴大高水平開放的努力並未得到許多發達經濟體的認同，而高水平對外開放和高標準貿易投資協定恰恰是主要針對發達經濟體的開放，是與發達經濟體深化經貿關系的框架，這就使我們的高水平對外開放難於收到實效。同時，我國申請加入CPTPP的進程也比想象的慢得多，仍有很長的路要走。CPTPP至今尚未受理中國的申請，未成立中國工作組，更未與我國展開加入談判。究其原因，固然有美國影響下日、加、澳、英等CPTPP主要發達國家成員對我國遏製與偏見的因素，但也有我國自身在經濟體製、經貿製度、市場規則、開放水平等方面與高標準國際經貿協定尚存明顯差距的原因。不久前，商務部有關負責人表示，“中國準備通過改革努力全面達到CPTPP的規則標準”。這也從側面表明，我國目前距CPTPP的規則標準仍有明顯差距，需要通過改革努力才能全面達到，體製改革任重道遠。

由此讓我們想到改革與開放的關系。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在經濟體製改革與對外開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由於我國改革開放同時開始，起初是齊頭並進，我們常常將改革與開放並列，甚至等量齊觀。另一方面， 近年來在談到兩者的關系時，更強調“以開放促改革”，以開放的形勢倒逼，加入國際協定與規則的剛性要求，以及來自國際資本、跨國企業、海外輿論的壓力來推動國內的製度變革。這方面，最鮮明的例證就是21世紀初中國加入WTO對國內體製改革的極大推動。事實上，如果沒有加入WTO的迫切需要以及剛性的國際規則，中國的體製改革和與國際接軌的進程絕不可能那樣迅速。然而，在當今的形勢下，在中國與西方關系日漸緊張，意識形態分歧不斷擴大，中國與發達經濟體關系日漸疏離，美西方國家也刻意與中國脫鉤斷鏈、孤立中國的當下，來自國際資本、跨國企業、海外輿論的壓力已經不足以成為推動中國加速製度改革與國際接軌的積極動力，反而有可能成為推動中國堅守自身體製、堅持中國道路、與西方分道揚鑣的因素。也就是說，西方國家現在未必希望中國不斷擴大市場開放、不斷與國際規則接軌、不斷融入西方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不再指望中國做出重大的製度改革和高標準開放，而是企圖與中國切割，將中國孤立起來，或者讓中國成為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領袖，從而事實上形成兩個體系。這樣的情況當然是與我國建設現代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目標相違背的，也不利於我國經濟的發展壯大、效率提升，不利於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越是一些國家希望我國封閉、孤立，我們越是要與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保持和深化緊密的經貿合作關系；越是一些國家企圖阻止我國加入高標準國際經貿協定，我們越是要通過深化改革，全面達到協定的標準和要求，盡早加入，發展更廣泛的國際經貿合作。

為此，有必要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和認識改革與開放的辯證關系。雖然我國一直是將改革開放作為一個統一詞匯，但改革與開放並不總是不可分割、齊頭並進的。改革與開放緊密聯系但又有區別，兩者之間的關系是辯證的，兩者互為條件、相互依存、互相促進。

在改革開放初期，開放主要表現為市場開放。這方面我們有很大的主動權，我們完全可以主動降低關稅、開放市場、允許外資進入。這裏並不需要看外界的臉色，主要製約因素是國內企業的承受力。這時候，經濟體製對對外開放的製約是比較小的。隨著開放的深入，國內既有製度規則與國際通行做法的差異引起的矛盾和沖突顯現出來，如果不對既有體製進行改革，開放就進行不下去，開放要求改革。與此同時，隨著改革深入，利益矛盾不斷激化，改革阻力日漸加大，改革的方向也充滿爭議、前景不明。而繼續擴大開放就成為改革的助推器和指示器。以加入WTO為例，當我們對改革方向和具體領域模糊不清時，WTO的要求就成為改革方向的指示器：與WTO要求不符的就是要優先改革的。WTO還成為改革助推器：為獲得加入WTO的利益，必須進行改革，必須做出讓步，必須承受犧牲。加入WTO後，我國的市場開放度極大地提升，而我國的經濟體製乃至政府管理體製也朝著市場經濟方向大大向前推進。由此，我們對改革與開放關系的認識，主要歸結到以開放引領改革、以開放促進改革上面。

到了21世紀20年代，國際格局與中國的形勢都與世紀之交完全不同了。在改革開放問題上，我國仍然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希望通過高水平開放推進經濟全球化，以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發展惠及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然而，此時的對外開放大多以加入和簽訂雙多邊高標準國際貿易投資協定為形式，如我國曾經與歐盟完成談判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和正在申請加入的CPTPP，這些開放措施不再是與國內體製與規則無關或者關系不大的簡單“邊境上”開放，而是日益與一國國內製度與規則緊密相關的“邊境內”措施。同時，21世紀20年代的國際環境、大國博弈、經濟全球化與“半球化”等形勢與世紀之交迥異，西方國家一方面有希望中國全面高標準開放從而以“邊境內”規則約束中國的競爭優勢、占領中國市場的期待，另一方面也有與中國脫鉤斷鏈、全面圍堵中國、推進不包括中國的全球化的企圖。由此，西方國家並不會如中國加入WTO時期那樣，通過施壓力促中國徹底改革自身體製，全面開放市場，而是采取相機而動的策略，如果能夠打掉中國的社會主義特色、消除中國的國家主義優勢，就推動這一進程；如果中國堅持自身特色與基本製度不讓步，就消極談判，虛與委蛇，擱置進程，毀約倒退，不再積極推進與中國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協議進程。這樣，中國以加入和商簽高標準國際經貿協議為形式的高水平開放進程便進展緩慢，走走停停。譬如，多年以前中國與美國就開始了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進程，舉行了多輪談判，如今不了了之；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經過多年談判終於完成，也被無限期擱置，“胎死腹中”；中國積極申請加入CPTPP，但其主要成員態度消極，進程緩慢。其原因，一方面有國際競爭、大國博弈等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有我國體製改革深入不足、與這些協議的要求差距較大的因素。這也成為一些國家阻撓我國加入協議的口實。這樣的狀況，顯然是與我國繼續高水平對外開放初衷不符的。

由此看來，要打破某些國家對我國發展的圍堵，我們就要更深入地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更高水平推進對外開放。而要加速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進程，與更多國家特別是發達經濟體商簽更多高標準貿易投資自由化協定，就必須深化改革，做好改革大文章。在改革與開放的關系上，如今改革是主動輪、是先手棋，沒有更深入的市場化改革，沒有在企業製度、政府規製、競爭中性、勞工保護、透明監管等方面取得顯著的進展，開放就成為無源之水，就不可能順利推進。中國加入CPTPP，中國與歐盟重啟中歐CAI或者嘗試建立新的貿易投資自由化框架，乃至RCEP的升級擴容，都需要體製改革助力。以改革助開放，應成為未來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基本理念。

作者簡介

王躍生，意昂3体育官网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79年進入意昂3体育官网經濟系讀書，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至今。現任意昂3体育官网經濟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主任、意昂3体育官网經濟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意昂3体育官网-中國銀行歐盟經濟與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兼職主要包括：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投資促進會特聘專家、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國際經濟關系學會常務理事；曾任教育部經濟貿易學科教指委委員、商務部投資促進局、蘇州市等政府機構對外經濟顧問、中國政法大學、北京交通大學兼職教授（研究員）。近年主要研究和教學領域為：當代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經濟全球化與國際經貿發展、國際直接投資與企業國際化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