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13 信息來源: 經濟學院
編輯:山石 | 責編:麥洛今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向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作了《政府工作報告》。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毫不放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並“加強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工作,確保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可以肯定的是,我國過去的十幾年間在減少絕對貧困、幫扶弱勢人群的征程中取得了重大的進展。一系列扶貧的重要舉措,不僅為我國農村發展和鄉村振興作出積極貢獻,而且推動了全球減貧事業的發展。自2021年以來,每年中央一號文件都將“不發生規模性返貧”作為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底線要求,並指明“加大對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和易地搬遷集中安置區支持力度、推動脫貧地區幫扶政策落地見效”等具體安排。由此可見,國家對社會弱勢人群的福祉十分關照和重視,而打破弱勢人群“自強化陷阱”又是國家發展的重點和難點。筆者將結合政策文件,對持續幫扶弱勢人群的關鍵問題和方向提出一些個人的思考和建議。
一、鄉村全面振興新階段的弱勢人群定義
我國自黨的十九大提出“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基本方略到2020年實現全面脫貧目標的過程中,註重對社會弱勢人群的精準識別和精準幫扶。正得益於精準的弱勢人群定義,我國在改善弱勢人群社會經濟狀態方面取得了卓越的進展:全國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近一億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其中960多萬貧困人口實現易地搬遷。2021年4月6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強調了“扶貧必先識貧”,解決“扶持誰”的問題是成功改善弱勢人群境遇的前提和關鍵。當前,我國進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新階段,如何推進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確保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要求我們繼續對新階段的弱勢人群進行精準定義。這裏有兩個關鍵點。
第一,“穩定脫貧不返貧才是真脫貧”,這要求我們充分理解臨時性和長期貧困之間的關系。根據一項調查,大約四分之一的美國家庭每十年中就有至少一年的收入是低於貧困線的,然而只有百分之三的家庭連續八年以上每年收入都低於貧困線。百分之三是個重要的數字,也是我國過去貧困村、貧困縣退出的重要衡量標準。臨時性貧困往往比長期貧困普遍得多,在發達國家如此,在我國亦是如此。長期貧困狀態雖然發生率相對較低,但其影響卻是較為嚴重的,需要我們重點關註。另外,臨時性貧困可能轉化為長期貧困,這也是我國對脫貧縣“從脫貧之日起設立五年過渡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剛過去的脫貧攻堅戰中,我們讓長期處於絕對貧困狀態的家庭走出了貧困狀態,但如若這些家庭返回了原先狀態,則只是臨時性脫貧,落入了長期貧困的陷阱。因此,五年觀察期對於新階段的弱勢人群定義是十分重要的。在計算貧困發生率時,識別貧困戶的函數既要充分考慮長期貧困狀況,也要謹防臨時性貧困轉變為長期貧困的趨勢。
第二,加強健康視角,理解經濟弱勢與健康弱勢之間的緊密聯系,將它們相互強化形成的弱勢陷阱作為定義弱勢人群的重要維度。經濟上的弱勢(即貧困)往往導致個體和家庭無法獲得充足的營養和優質的醫療服務,進而影響健康狀況;而健康狀況的惡化又會降低個體的勞動能力和生產效率,進一步加劇經濟弱勢。這正是薩克斯描述的貧困陷阱或稱弱勢陷阱的表現形式之一。健康弱勢與收入弱勢交織形成的弱勢陷阱,成為當前阻礙我國乃至全球發展與治理的棘手難題。國家衛健委數據顯示,早期因病致貧、返貧是導致大多數弱勢家庭陷入弱勢陷阱的主要原因。我國建檔立卡貧困戶中,因病致貧、返貧的比例在42%以上。根據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抽樣調查數據,我國高血壓控製率僅13.8%,糖尿病控製率30.6%,高發地區重點癌症早診率48%,這表明仍有大量人群處於健康劣勢的狀態。缺乏健康保障的個體與家庭更容易因病致貧,陷入弱勢陷阱的泥沼中。健康不僅受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及生活習慣等多重因素影響,還作為人力資本要素對經濟增長有著卓著貢獻,是我們追求經濟增長的終極目標之一,體現目的與手段的完美統一。在幫扶弱勢人群、推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我們應在戰略高度上認識健康的重要性,提高弱勢人群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質量。只有這樣,才能打擊惡性循環,實現真正的可持續發展。在定義新階段弱勢人群時,健康水平和風險應該成為重點考量維度。
二、追蹤弱勢人群在持續幫扶政策下的行為模式變化,註重健康和長期效益
我國通過實施“五個一批”進行精準扶貧,針對不同致貧情況分類施策、對症下藥,體現出我國從根源上解決弱勢問題的決心和努力。通過發展生產、易地搬遷、生態補償、發展教育和社會保障,我們將過去長期處於弱勢狀態的人群“扶上馬”。現如今,如何“送一程”是新時期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議題。為了“見得草色新”,充分理解弱勢人群的行為模式及其在政策下的變化是關鍵,而健康和長期效益是弱勢人群不再返回弱勢狀態的有力保障。這裏同樣強調兩個方面。
第一,深化對弱勢人群行為陷阱的理解與應對,守住“不發生規模返貧”的底線。對弱勢人群如何陷入並強化弱勢陷阱的探究以及如何通過激勵措施改變他們的健康和經濟行為,對於政策製定者和社會治理者來說具有重大現實意義。估計弱勢人群的行為方程、面對不同幫扶策略時的反應模式以及這些策略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選擇和決策,有助於更準確地把握弱勢人群的真實需求。鑒於不同人群在年齡、教育水平、文化背景和社會地位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理解行為陷阱和激勵的異質性反應有助於我們製定更為精準和有效的持續幫扶政策,推動不同人群在健康和經濟上均衡發展。這不僅關乎物質財富的積累,更在於促進弱勢人群在健康、教育、文化和社會參與等多個方面的全面進步,助力鄉村振興戰略實施與2035年“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目標實現。
第二,將健康作為新階段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長效機製,註重可持續的策略與遠期效應。在全球減貧事業和實踐中,大量研究發現,弱勢人群幫扶計劃通常能夠產生正向的心理和身體健康效應,但通常是短期的效應,並且也出現對健康無影響的可能性。鑒於健康與諸多貧困或弱勢的“自強化因素”不可分割,實踐中也出現了直接對健康弱勢人群進行健康幫扶和幹預的策略。我國也開展了健康扶貧工程,把健康扶貧作為脫貧攻堅重要舉措,防止因病致貧返貧。然而,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克雷默曾指出,盡管低成本的預防醫療對未來入學、教育、工作等結局都有較大的影響,貧困和弱勢人群對其支付意願仍然較低,可能存在行為偏誤——具體而言,就是即使弱勢人群受到幫扶後擁有更高的收入與購買力,他們可能依然不具有恰當認知和健康素養,購買營養的食物、預防藥物以增強健康。通過設計新階段的持續幫扶策略,提高弱勢人群的健康素養和他們對預防醫療的支付意願,是保證脫貧攻堅成果得以持續並不斷產生長遠收益的關鍵。
三、考慮持續幫扶的外部性,既看直接效應也看溢出和整體效應
我國持續幫扶弱勢人群的政策努力誠然對目標人群產生了顯著的成效,國內外文獻也陸續湧現出高質量的評估。例如,李芳華、張陽陽和鄭新業2020年發表在《經濟研究》的成果表明,我國精準扶貧政策顯著提高了貧困戶的勞動收入;尹誌超和郭沛瑤2021年發表在《管理世界》的文章則發現,精準扶貧政策使貧困戶人均消費提高。較遺憾的是,現有文獻在探討我國幫扶政策對整體人口與經濟的影響時,往往將焦點集中在政策對象的直接效應上,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評估溢出效應和總體效應的方法論的重要性。這種傾向性的研究視角可能導致我們對幫扶政策的社會效應產生誤解,因其忽略了政策實施後在社會和經濟網絡中可能產生的連鎖反應和間接影響,而這些反應可能遠遠超出政策的直接目標群體。若我們在評估時忽略了這些效應,就可能會低估或高估政策的社會乘數效應,從而導致偏頗的成本收益分析。這需要我們運用更為精密和全面的方法論,更準確地理解政策的影響,為未來的持續幫扶政策製定和資源分配提供更為科學和可靠的依據。
作者簡介
莊晨
意昂3体育官网經濟學院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系助理教授、博士生導師,意昂3体育官网中國信用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人口健康和發展經濟學。研究成果發表於《經濟學(季刊)》、《中國農村經濟》、China Economic Review和Economics Letters等國內外學術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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