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總理在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強調要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深化多雙邊和區域經濟合作。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製。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盡早生效實施、中歐投資協定簽署，加快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進程，積極考慮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製，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上述論述，不僅指明了今年乃至整個“十四五”期間我國經濟對外開放的方向，而且昭示了我國對外開放新格局的形成。

眾所周知，逆全球化潮流出現以來，特別是貿易戰和疫情發生以來，我國不斷強調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積極推進以雙邊、諸邊和區域經濟合作為代表的新型全球化，積極促進WTO全球多邊貿易體製的完善與改革。去年末，中國與周邊國家正式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緊接著，“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ECAI）談判於2020年底宣告完成，中國通過這兩個協定既與周邊國家建立了更為緊密的經貿合作關系，又與世界開放程度最高和最大經濟體之一歐盟達成了高水平貿易投資自由化安排。與此同時，習近平主席在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演講中明確提出，中國將積極考慮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引起國內各界即國際社會的廣泛關註。這些事件接連發生，絕不可能是一種偶然。它表明，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貿易投資自由化與開放市場、國際經貿規則的改革完善與逐步趨同，仍然是當今世界經濟的大趨勢；而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引領新型全球化，以包容合作促進經濟發展，乃是中國應對這一大趨勢、使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從RCEP到CECAI再到CPTPP，可以看成新時代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的三級跳，每一次跳躍所要求的都比之前更高、更難，也對中國自身經濟體製、製度框架、競爭力和沖擊承受力有更高的要求。從更長的歷史視角來看，新時代的這一對外開放三級跳，則是中國繼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21世紀初加入WTO第二次改革開放之後的第三次開放高潮。這三次對外開放高潮的間隔大約都是20年左右，這並非偶然，說明對外開放浪潮的形成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基礎和歷史邏輯。其機理在於，中國改革開放是一個宏大的歷史進程，這一進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是在充分消化、吸收每一輪對外開放政策成果、在每一輪開放政策的效應充分釋放、政策效力趨於衰減的時候，在中國經濟與社會迫切需要新的開放措施刺激經濟活力而自身又具備了基本承受力的時候，適時開啟新的開放進程。正是由於這種開放與改革一張一弛的節奏和階段性力度，使新的改革開放舉措既開疆破土、除舊布新，又因應時勢、水道渠成。

可見，對外開放政策不可能是一帆風順、一蹴而就的。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新政策既是對相關產業、行業、企業的挑戰，又是對既有利益格局的和製度規則的深刻調整。如同RCEP從2012年11月開始，歷經8年談判才簽署協議，CECAI則走過7年35輪談判的漫長歷程一樣，未來中國加入CPTPP也絕不會一帆風順，輕松完成。當然，我們也相信，經歷了前兩個協定多年談判的經驗積累，特別是經過CECAI這一高水平貿易投資協定與歐盟27個成員國達成一致的錘煉，加入CPTPP的過程應當會相對順利一些。

不難發現，隨著中國加入RCEP，隨著CECAI簽署完成並落地實施，隨著中國加入CPTPP進程的積極推進，隨著中日韓自貿區談判以及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的進展，中國經濟將會在“十四五”期間形成一個對外開放的新高潮——即70年代末改革開放、加入WTO第二次改革開放之後的第三次開放高潮。那麽，為什麽中國經濟會在“十四五”期間迎來第三次對外開放高潮？這既是中國自身經濟持續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新世紀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下的必然選擇。

從國內來講，中國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取得巨大經濟成就，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並有可能在不太遠的將來成為第一大經濟體。但是，我們也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和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艱巨任務。在經濟全球化受挫、外部環境惡化的情況下，黨中央及時提出建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格局下，與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主要不在於廣度，而在於深度，在於以同樣的製度架構和同樣的規則建立起對等互惠的新型關系，而不是發達國家為主、中國為輔的“中心-外圍關系”，或者中國大規模為發達國家從事低層次加工製造的非對等分工的主從關系。這裏，更高水平、製度型、規則型對外開放就是建立以質取勝的新型對外經濟關系的必備條件。同樣，隨著內循環的推進，我國在關鍵技術、核心零部件以及最終產品市場上會逐步擺脫對發達國家的單向依賴，在自主創新、核心技術、內需市場方面不斷取得進展，形成與發達國家之間互有領先、各有所長、互有需求、互相依賴的局面，最終與主要發達經濟體之間建立一種平等、對等、競合、互惠的可持續的對外合作格局。在這一過程中都需要在市場準入、服務貿易、知識產權、競爭規則等領域與外部世界規則相容、互利合作，都需要高水平開放。

從國際環境來看，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大幅度萎縮停滯，特別是疫情大流行帶來的脫鉤、斷鏈與孤立主義潮流已經實實在在地影響到各國的經濟發展，2020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FDI）斷崖式下降42%，國際貿易顯著下降9.2%就是證明。雖然一般認為拜登政府執政後特朗普時代的孤立主義和去全球化政策會有所收斂，美國會重新加入一些國際協定，也會與中國開展一些經濟合作。但在百年變局與大國博弈的背景之下，中美之間的大國競爭與博弈仍會持續，美國對中國的打壓和限製甚至可能更為劇烈與深刻，全球一體化結構和多邊貿易體製短期內難見曙光。在此種背景下，各種各樣的雙邊、諸邊、區域、跨區域的經濟合作與自由貿易安排都將是未來的主流趨勢。RCEP、CECAI、CPTPP作為與我國關系密切的重要貿易投資一體化安排，肯定是我國必須積極加入和參與主導的機製。在RCEP簽署成立、CAI談判完成之後，一旦中國最終加入CPTPP並更進一步完成中日韓自貿協定和中美之間的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中國經濟的開放程度將基本達到主要發達國家的水平，中國全方位、高水平開放的經濟格局將最終完成，21世紀世界經濟以雙邊、諸邊、多邊FTA為主體構成的全球開放格局也將最終形成。

作者簡介：

王躍生

意昂3体育官网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經濟與貿易系主任。主要研究和教學領域為當代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國際企業製度與公司治理、國際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