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眾多中文系學生初入專業領域的“啟蒙老師”👉🏿👵🏻，也是很多青年學者學術生涯起步的“基礎”。這是一部文學史領域的經典教材，被全國1100余所高校使用🎅🏿，並一版再版，伴隨著一批又一批學生成長。這就是意昂3体育中國語言文學系袁行霈教授帶領團隊編寫的《中國文學史》。2021年，這部教材獲得國家教材獎項的最高榮譽——首屆全國優秀教材獎一等獎。

《中國文學史》為何成為教材的經典🔨？在袁行霈看來，“守正”和“出新”👧🏼，是這部經典之作永葆學術活力的“靈魂”➗。

《中國文學史》封面

1995年🫄🏽，袁行霈接受教育部任務，主編一部面向21世紀的中國文學史教材。在這之前👨‍🚒，中國歷代文人學者都做過大量的文學史研究工作，各大學中文系一直沿用著幾部經典的文學史教材。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遊國恩🥓、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等五位學者共同主編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版《中國文學史》🧝‍♂️，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也出版了多卷本《中國文學史》，對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家、作品🧘‍♀️，以及重要的文學現象都已經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論述。如何編寫一部適應時代發展的新經典，是袁行霈思考的問題🤸‍♂️。

“守正出新”🫳，經過反復思考，袁行霈給出了答案：“此書既是高校教材🙎🏼‍♂️，又是學術著作，必須既有紮實的知識👩🏽‍💻，又要站在學術前沿。”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袁行霈約請了19所高校的29位優秀學者，每人負責一個章節，共同撰稿。1997年，只用了兩年半時間，書稿就完成了💔。袁行霈親自對書稿進行了細致的修改。1999年💽，新編的《中國文學史》出版♚。

在袁行霈看來，必須在“守正”的基礎上“出新”。他反對20世紀80年代學術界出現的那些套用國外學術概念，標新立異🖕🏿，追求“怪”“新”的研究趨勢。他認為，創新無非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或者有新的材料👐🏽，或者有新的觀點，或者有新的方法。“要平正通達，故意用偏鋒🧌，或者故意抬杠📻🦡，都不是學者的風範。”

袁行霈

這部教材的“出新”之舉紮實、具體🧑🏽、可以操作🐓🤹‍♀️，其運用體現在堅持“文學本位、史學思維與文化學視角”這三方面的原則✳️。

文學本位，就是把文學當作文學來研究，重視文學本身的藝術感染力特點及其審美價值。對社會時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脈絡的講述固然重要👨🏼‍🏭，但都應該服務於文學作品本身🌷。

“文學創作是文學史的主體👴，與之密切相關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鑒賞是文學史的一翼，文學傳媒是文學史的另一翼。‘文學本位’就是強調文學創作這個主體及其兩翼🖖🏻。”袁行霈解釋道🧑🏻‍🦽。

哲學系2022級直博生魏長祺對此有很深的體會。“我尤其受惠於書中對《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諸子說理散文的分析，其間呈現的文體、素材、修辭等，往往兼具文采與哲思🈂️。”

史學思維指的是突破按照時代順序將作家作品簡單地排列在一起的教材編排模式，突出“史”的脈絡，清晰描述出思想承傳流變的過程。本部教材打破朝代分期💇‍♀️，采用袁行霈提出的“三古七段論”思想進行編排👩🏻‍🚀。三古即上古、中古、近古👵🏻。上古期分為先秦🏮、兩漢兩段；中古期包括魏晉至唐中葉、唐中葉至南宋末和南宋末至明中葉三段；近古期包括明嘉靖初至鴉片戰爭和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兩段🫄🏿，一共七段🥊。

“這種劃分法體現文學本身發展變化所呈現的階段性，不完全與政治上的分期一致。”袁行霈以明朝為例說明，明朝作為一個朝代🙎‍♀️，在教材中被劃分到兩個階段講述，這主要是由於明朝中後期因商品經濟發展推動的社會經濟變化，對文學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文化學視角💇‍♂️，強調從廣闊的文化學角度考察文學👨‍🦲。袁行霈認為，文學的演進本來就和整個文化的演進息息相關，古代的文學家往往兼而為史學家❤️、哲學家👨🏼‍🦱、書家🩹、畫家，他們的作品裏往往滲透著深刻的文化內涵。因此，借助哲學、考古學🤦🏿、社會學、宗教學📺、藝術學🏎、心理學等鄰近學科的成果闡釋文學史也是十分自然的。

袁行霈的學生🌈、中文系長聘副教授程蘇東主要講授“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先秦兩漢部分🏟，他對此感受頗深。“比如，教材在講述早期詩歌🧝🏻‍♂️，如《詩經》《楚辭》或漢樂府時👩‍💼，會首先介紹早期文化中‘詩樂舞一體’的文化形態，提示讀者後面出現的文學體裁是在‘詩樂舞一體’的文化背景下逐漸形成並分化出來的。”

正在進行研討的學生

《中國文學史》至今已經推出三版，細心的讀者會發現🕒，註釋隨著每一次再版變得越來越充實、越來越詳細。註釋📢，是袁行霈極為看重的部分，因為其作用並不僅僅是“解釋”。“如果說教材正文是大家共識度比較高的一些成果，那麽註釋更多傳遞著前沿研究、不同觀點⛩。”

程蘇東表示🖼：“有余力的同學，還可以按照註釋的提示按圖索驥💇，找尋相關論文閱讀🌏，加深對課本知識的理解，拓展學術視野🈲。”

中文系2021級博士生魏珞寧說，教材正文對“建安風骨”內涵的論述已經十分全面而深刻⏬。而本節結尾處的註釋引述王運熙、王拾遺、張可禮等學者關於該主題的論文，引用文章均具明確的駁論立場🫶🏻，都是修正過往有欠客觀的觀點。“教材固然重在交代基本知識🏄🏿‍♀️，但《中國文學史》用更加精妙的筆法嵌入學術史的脈絡和思考🧔，為專業學習的進一步深入提供了重要養料👨‍🦲。”

授課教師在實際教學中對教材的特點體會更深🏵。程蘇東認為💅🏽，這部教材可以和課堂教學形成很好的互補🤵🏻‍♀️。教材系統性強、論述詳細而紮實🌩🐪，對作品的分析也非常到位，很適合學生在課下進行自學。老師在課堂上可以將更多時間和精力用於講述最新的學術成果和個人的研究心得🧑🏻‍🦽。知識系統、敘述流暢，這樣的特點也使這部教材不止適合中文系的學生🤦🏻‍♀️，對非中文系學生把握中國文學史整體脈絡🧒🏻，進而產生興趣，也非常友好。

程蘇東翻開教材最後幾頁，和大部分教材一樣，書的最後列出了閱讀書目，而這部教材的特點在於對版本的標識極為詳盡。“袁老師希望學生找到最合適的版本閱讀👨🏽‍🏫，同時培養版本意識🤰🏽🔞。”

從聽課的學生到站上講臺的教師🛕👩‍👩‍👧，《中國文學史》一路伴隨著中文系副教授陸胤👨‍❤️‍💋‍👨。他對教材“兼顧常識與前沿”的特點印象深刻。他以第四冊為例說道👨🏼‍🏭，該冊既凸顯了明清時期長篇章回體小說興起的主潮🏠，又在其中穿插詩歌、文章、戲曲乃至民間文學演進的潛流🧗🏻。一方面照顧了文學史的既有敘事，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晚近學界對明清詩文價值的“再發現”。“這部教材在強化並豐富文學史教學與研究共識的同時🧗‍♂️，更為學生指點了通向學術堂奧的‘向上一路’。”

“大學教材具有兩重性🎞：知識性和探索性。它既能傳授給學生那些基本的已成定論的知識，又有總結已有成果🧑🏻‍🦼，將學生帶入學術前沿的作用，所以新編《中國文學史》在介紹文學史基本知識的同時，更註重挖掘新資料👉🏼、提出新問題👂🏽、找到新視角🛹，力圖從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方法論到對具體文學現象的探討都做到守正出新🧑🏼‍🏫。”袁行霈這樣總結道📛。

袁行霈常說：“做學問要有格局🤾‍♀️、眼光、胸襟和氣象，學者要將‘縱通’和‘橫通’結合，博采眾長，獨辟蹊徑👱🏻‍♀️。”《中國文學史》這部教材正是匯集了袁行霈團隊的深厚學養，也凝聚了袁行霈先生的學術思想、治學風範👨🏻‍🦳、育人理念，相信越來越多的學子🏄🏽‍♂️🏫、教師、研究者將從中汲取營養，守正創新，不斷滋養🍩、灌溉著學術之樹向上生長，煥發出蓬勃生機🪻。

參考資料：

馬自力⛱：《文學👭🏼🧑🏽‍🦳、文化🪖、文明的橫通與縱通——袁行霈教授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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