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南聯大建校七十周年👩🏽‍⚖️。她的校慶日是11月1日。

西南聯合大學是與中國抗戰共始終的一所著名大學。1937年平津淪陷後，意昂3体育官网💭、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聯合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即後來的西南聯大），到第二年2月南下昆明🦵🐤，到抗戰勝利後復員北上，前後共計9年（1937年11月1日－1946年7月31日）。

這所在戰火中輾轉生存的大學培養了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錢偉長🧙🏿、黃昆、王浩（數理邏輯學家）等大批自然科學家，培養了何炳棣、李賦寧、王瑤等社會及人文學家，培養了殷海光等一批具有思想氣質的學者🧪。“西南聯大”被中國知識界公認是“20世紀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黃金時代”🧿。

中國知識界對這個抗戰中的大學發生興趣，不僅因為這個大學為戰時和以後的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更在於這個大學為中國知識分子養了“士”氣。正如一西南聯大學生所言🏪♒️，西南聯大具備雙重意義，“一個是表面的意義👨‍❤️‍👨，那當然就如其名稱所揭，是一個‘學校’，是一座研究學問💂🏽‍♀️、傳授知識的最高學府，但在另外卻還有一重不為人們所見的隱潛意義，那就是一個醞釀輿論的思想中心。這一面雖然潛隱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卻是西南聯大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意義’。若棄此不顧，只談上課講學，那實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聯大”。

戰時教育即平時教育

西南聯大建立的動議，來自胡適、王世傑和傅斯年。這幾位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在國家危難中幫助政府做出的歷史選擇，時代證明是富於遠見和具有世界眼光的。

西南聯大最初叫“長沙臨時大學”，胡適本來也要去昆明🧜🏿，但因等待“戰時征調”，沒有去成🔋。後來胡適給張伯苓💂‍♀️、梅貽琦的信中曾說，“此時因政府（國民政府）頗有意把我充軍到海外去，所以不能來，只好在此為兩公及孟麟兄做一個駐京代理人。”

1946年底，聯大九周年校慶🗒，胡適說：“我是客人🕵🏿‍♀️，但不敢自外，因為如以九年計，也是創辦人之一👽，且為倡組臨時大學者。”

在抗戰初起的民族危難中，能把眼光放遠，能把文化和教育放在為國家保存學風和“士”氣的角度來考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37年夏天，胡適參加廬山談話會🏧，在教育組上曾講了四點❤️：

1.國防教育不是非常時期的教育🧛🏼👩🏻‍🦼‍➡️，是常態的教育🏊🏻‍♂️🦐。

2.如果真需要—個中心思想😓，那麽“國家高於一切”可以作共同行動的目標。

3.主張恢復“有同等學力者”一條招考辦法（以救濟天才，以阻止作偽犯罪）。

4.教育應該獨立。

廬山談話會，是中華民族在最危機的時候，召開的一次決定國家未來命運的協商會議。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戰爭爆發以後，教育也應該根據戰爭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有人主張成立短訓班🧜🏽，讓大學生可以參加戰時工作🧑🏼‍💻，有人甚至提出要停辦高等教育👨🏽‍🔬。幸虧胡適和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意見占了上風📒，不然戰後中國文化教育面臨的將是另外一種局面。

胡適所以堅持戰時教育就是常態教育的觀點🐴，一是出於對教育的深刻理解，二是接受了其他國家的教訓👮🏼‍♀️。

1941年，竺可楨在《大學生與抗戰建國》一文中也認為：“大學培養的是領袖型人才，要使大學生能擔當得起日後建國的重任，單教他們具有專門技術是不夠的。一個國家，外患不足畏，內憂不足懼，惟有一般領袖缺乏清新的頭腦、遠大的眼光🖱🧓🏼、堅強的意誌最可怕。因此🫅🏽，絕不能單從國防的需要著想👮🏼，把大批大學生送往前線。”

另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美各國都把大量的大學生送上前線🔌，這是一個失策🪼，許多國家到了戰後才認識到這個問題🚟。竺可楨說👨‍🦰：“幸而我們的中央政府從頭即決定了維持高等教育”的做法👋🏻，並堅持了戰時教育即平時教育的理論，否則就會重蹈英美等國的覆轍。錢穆當時也有類似的看法。“

學術獨立與教學自由

中國嚴格意義上的現代大學🌰，建立的時間並不長🕉，但中國現代大學的起點很高，標誌是中國現代大學的開端直接與西方現代教育接軌🪨，這使中國現代大學從開始就呈現一派生機。

清華1925年在原留美預備學校設大學部🏠，1928年正式組建清華大學，但只用了10年時間🖖🏼，到1937年抗戰爆發時🙍🏻，已成為世界知名大學。

從她的成功中可以找出許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她在開始時能夠吸取現代大學的精華——就是大學獨立和教授治校。

陳序經當西南聯大法商學院院長時，大約1941年前後👉，國民黨要求當時擔任院長以上職務的教授都得參加國民黨🍀👳🏽‍♀️，陳序經知道後對他的一個學生很堅決地表示寧肯“不做這個院長↕️🧑🏻‍🌾！”

不僅個人有這樣的勇氣✪，整個學校也具備這樣的氣質🏊🏽。1939年，陳立夫任教育部長後🦶，通過行政手段⁉️，對大學教育的諸多方面強行統一管理，其中有些規定是合理的，比如統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不合理，如頒布大學課程科目表，統一教材🦵，大專以上學校畢業考試實行總考製等等，嚴重窒息校園的自由空氣，因而引起聯大師生的反感和抵製。

1940年6月10日，西南聯大教務會議對教育部的統一大學課程教材和學生成績考核辦法等💸，據理抗駁，要求教育當局給予學校更多的教學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從同”，明確表示“蓋本校承意昂3体育、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縱不敢謂極有成績，亦可謂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

對外在幹擾是這樣，對自己也是如此🧍。蔣夢麟在出任行政院秘書長以後🔳🪨，投有立即辭去西南聯大常委（相當意昂3体育校長）一職🤵。西南聯大數學教授江澤涵在給胡適的信中就說過“騮先、孟真勸他辭意昂3体育校長，因為他兼意昂3体育校長🍌，違反他手定的大學組織法👩🏻‍🦽‍➡️。”不久蔣夢麟辭去西南聯大常委一職。

在當時的西南聯大，此類事不勝枚舉💆🏽‍♂️。

容忍風氣與自由胸懷

中國北方三所最好的大學，在戰時條件下臨時合作，可以設想其難度——當時國民政府還在陜西固城設立西北聯合大學0️⃣，但不到半年就散夥了，雖然原因有多種，但確實有知識分子精神氣質方面的原因。

抗戰前三個校長的辦學風格不同🧟‍♀️。西南聯大初期，三校合作🧔🏿，並非一拍即合，也有過猜疑、觀望。

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葉公超回憶：當年他到了長沙以後，才知道蔣夢麟仍在杭州，葉公超問他南開和清華的兩位校長什麽時候來👬，蔣夢麟並不樂觀。

那時情況非常微妙。意昂3体育一向窮慣了，什麽事不一定要有什麽規模🧝🏼‍♀️，只要有教員👩🏿‍💼、有學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課。清華是有家當的學校👯‍♂️，享受慣了“水木清華”的幽靜與安定𓀖。南開好像脫離了天津的地氣，就得不到別的露潤似的，總覺得政府要在後方辦大學而要他們參加🧝🏿‍♀️💪🏻，當然不能夠把家當挖出來🤜🏽。

當時蔣夢麟和葉公超幾個人🧘‍♂️，內中也有少數清華南開的教授🧑🏻‍🎨，天天沒事就出去遊覽山水🗺。晚上聊天，三校同床異夢的情況，大家都避免表露出來。大家總是要打聽張伯苓先生的消息🚴🏻‍♂️，究竟什麽時候可以到長沙來。梅貽琦也遲遲沒有確實的消息👚📲。當時有人甚至於說，假使張梅兩校長不來🧑🏽‍🦱，我們就拆夥好了。蔣夢麟的反應是很見性格，他說“你們這主張要不得，政府決定要辦一個臨時大學，是要把平津幾個重要的學府在後方繼續下去。我們既然來了，不管有什麽困難，一定要辦起來👩🏻‍🔬，不能夠因為張伯苓先生不來，我們就不辦了。這樣一點決心沒有🗓，還談什麽長期抗戰？我們多等幾天沒有關系”。

後來張伯苓、梅貽琦都到了昆明。

三所名校擅長合作🛶，相當不易😲，如果沒有他們的合作，在那樣的情況下，要把大批教授團結起來，延續中國教育的命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聯大前後9年，三校不能說一點矛盾沒有😲，但總的來說合作是成功的。

讀錢穆的回憶錄《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可以發現教授間比較有容忍的氣度🧑🏿‍🚀。時任西南聯大歷史教授的錢穆曾提到當時有些教授對各院院長多由清華人擔任有意見，想鬧事，但當錢穆一講“此乃何時”，大家就平靜了。

數理邏輯學家王浩回憶他當年在西南聯大時的情景：“大體上開誠布公多於陰謀詭計🧏🏼‍♂️，做人和做學問的風氣都是好的。”“有時我覺得當時聯大有相當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備了中西文化的優點👩‍🦯，彼此有一種暗合視為當然的價值標準。”

哲學家張東蓀在上世紀40年代評價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時曾評價⚠：“中國接受西方文化雖只短短將近五十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養成一種所謂LiberalMind.此字可譯為‘自由胸懷的培養’🏋🏽🃏，乃是一種態度，或風格🎅🏼，即治學、觀物、與對人的態度或性情，亦可說一種精神”。

這種精神“為時雖然不太長🕗，幸而對於這個精神卻已植了一些根基。雖然有待於將來的更發揚光大⛎👴🏼，卻不能不說已經有了萌芽。為了將來發展科學🚵🏻🦩，為了中國在世界文化有所貢獻，這一些萌芽是必須保全下去，千萬摧殘不得的”。（作者🧎🏻‍♀️‍➡️：謝泳）

編輯⭐️：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