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起初並沒有“文化”或“文明”一類的詞語，而是以其他方式來區分“開明”與“愚昧”🤐。人們通常會判斷某一農耕社會的社會秩序模式👯‍♀️🧜🏻：以家族親緣關系來確定社會秩序的即為“愚昧”，而以國家結構穩定性來確定的即為“開明”。歸根結底🧚🏼‍♂️，強調的還是讀寫和文字的重要性🏺。於是🦛，“有序”和“混亂”之間就劃出了一道界限♟。

自18世紀起👇🏿，西方民族國家的工業化為文明帶來了新的標準。歐洲人曾認為東亞有一種獨特的文明🖲，但在19世紀他們屢次擊敗了中國，進而得出結論，認定東亞文明已經落後了。中國的有誌之士在肯定東亞文明的同時，也準備好師夷長技以製夷🚵🏽‍♀️。中國領導者意識到，不同於“開明與野蠻”或“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界線，“文明與文明”之間不可輕易劃界🤛🏼。文明是可以沒有國界的🤸🏿‍♀️。

亨廷頓指出，在眾多的現有文明中，有兩種文明有能力並且正試圖對抗西方，那就是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我不同意亨廷頓對“文明”一詞的運用😄。他沒有分別說明伊斯蘭和儒家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差異，好像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間的差距同儒家文明與西方文明間的差距是一樣大的🧑🏻‍🏭。我覺得從文明的差距上來說，把中華儒家文明與伊斯蘭文明歸於同一範疇是具有誤導性的🔪。

我們可以將基督教與穆斯林之間的鬥爭看作是一神論者之間的內戰，而一神論文明和中華儒家文明有各自的知識體系和不同的價值觀：兩種一神論文明的起源都是“聖書”，中華文明的起源卻截然不同✊🏻。它在歷經了幾個世紀的紛亂後，才形成了正統的官僚王朝。人們逐漸發現儒家思想才是最有效的治國之策🦶🏽，於是開始追捧儒家經典👩🏼‍🦳。與此同時，人們還可以判斷選擇哪些“史”部書最有治國價值🧬🎿。但在此前數百年的歲月裏，中國的統治者和官吏們都沒有確定自己的經典“聖書”➗，而這充分說明，知識是人類創造的，需要經歷不斷的重新審視和評估。最終😌，只有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為其子民提供的社會和政治秩序才是最重要的🎪。

中國傳統典籍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部類。如果用“經”、“史”和“諸子之學”來解讀中西文明，我們會發現兩種文明已有了相當程度的融合👹。

對於未來，我提出以下幾點看法🤽‍♂️：

中國人一直重“經”“史”🌎，輕“諸子之學”。但現在他們已經認識到👩‍🦽‍➡️，這是造成其文明劣勢的主要原因。

西方使用科學（“諸子之學”）來加強對人類和社會的研究，這給中國人以深刻啟示，讓他們看到現代文明方法論是沒有國界的。

西方將社會科學與人文區分開來，對兩者而言都是不小的損失🦹🏻‍♂️；中國學者正在研究如何利用中國的知識傳統將兩者統一起來。

中國非常強調秩序和國家治理🥽🧑🏻‍🏫，因此“史”部書是中華文明保持其獨特性的核心要素🌆👳🏽‍♂️。

以現代的觀點來說🥷🏿，“史”部書與“諸子之學”的並重，就好比“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統一。

簡言之，中國人已意識到，更新“諸子之學”有助於創造繁榮，而研習“史”部書則有助於保護文明。

這就是信奉宗教和聖書的文明與強調俗世歷史的文明之間的差別✒️。前者可以擺脫歷史的束縛，運用科學來貫徹其所堅持的普遍原則🧑🏽‍✈️。而後者通過將“經”、“史”與新的“諸子之學”緊密結合，可以適應新的科學方法和理念。

（王賡武，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學教授、原香港大學校長。本文摘自北京論壇2014主旨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