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現實政治發展與歷史認識的關系密切，中國近現代的歷史尤其如此👩🏽🦳。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需要👨👩👦👦，推動了運用歷史唯物論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另一方面，對中國歷史發展特征的解釋，也成為論證中國革命特征和中國共產黨使命的重要方法，並由此製定黨的工作方針🌈、任務及策略。歷史解釋服務於現實政治需要，此種情形，在共和國歷史的大部分時期📥，基本未發生重大的改變𓀊。所不同的是👱🏻♀️👷🏽♀️，共和國建立後即刻面臨的工作重心轉移問題，特別是社會主義過渡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一個全新的問題🧜🏻，沒有捷徑可走，需要重新認識中國既有歷史經驗和深入研究全部世界歷史。然而，在當代中國歷史上，每遇重大發展階段，往往出現正確認識未能堅持，甚至在實際工作中被放棄的悲劇🤏🏻。為何如此？本文擬以重大歷史階段工作重心轉移的認識及實踐為分析對象🪗，強調這一過程中的歷史認識和解釋因素，也就是說😍，正確認識能夠得到全面貫徹落實，往往需要經過一個艱苦、曲折的歷史過程，如何能使這個過程少犯錯誤、少走彎路，則與對自身歷史的認識和解釋相關💖。
轉移之認識、探索與變動
共和國建立前夕，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提出了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的問題👸🏿☔️，即“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考慮到工作重心轉移工作的艱巨性🐍，提出在工作作風上，“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月5日）。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繼續完成民主革命與進行社會經濟改組的各項任務🌥，將工作重心轉移具體化👳♀️，為適應新的環境👎🏼，在策略上“不要四面出擊”。
轉移、繼續和謹慎策略，構成了新中國創建時的基本認識。至於如何由農村轉向城市，由政治革命轉向經濟工作⛽️，由武裝鬥爭轉向和平建設，尚無清晰的認識和方法🐕。其中🧛🏻，國內主要矛盾是否轉變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如何向蘇聯學習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如何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武器🧑🏻🎨，如何繼續革命文化及復興中國文化，以及使用唯物歷史觀認識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發展問題，都是需要認真研究的根本性問題👷♀️。
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中國人民誌願軍出兵朝鮮參戰，很大程度上打斷了謹慎方針的貫徹➿。抗美援朝戰爭依然是以弱抗強的戰爭🦸🏽♂️👨🏼🚀，社會總動員加快了各項工作步伐，從而全面采用了戰時農村根據地的成功方法，即將群眾運動的方式推向城市社會各個階層⏱。
在抗美援朝運動發起之時，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兩項工作已在反對“和平土改”和“寬大無邊”偏向中轉為群眾運動🧽📻，提升了鬥爭的激烈程度👨🏿🏫🙆🏼♂️，並取得了十分顯著的社會動員效果，推動了各項工作的開展💭，也助長了樂觀的判斷。到1951年底和1952年初🙇🏿♀️，先後在人民內部發起“三反”運動📐、“五反”運動🤼♀️，可謂是四面開花👩🦯➡️。
如此👩🏿，由於國際環境變化，特別是在局部戰爭的環境下，謹慎策略被放棄，農村根據地經驗全面作用於城市，轉移反而助長了城鄉關系的人為行政切割👼🏿💆。
朝鮮戰爭使中美兩國處於完全對立的狀態，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對社會主義道路的獨立探索📋，也影響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深刻理解及創新🟪。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實踐，逐漸偏向於生產關系公有製改造速度和程度的提升，最大程度地使用了國家機器的作用🏃🏻♀️➡️，試圖以改變生產關系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強調主觀能動性。
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氛圍下，針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國內社會主義改造出現的各種問題🤛，黨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一系列有成效的探索🏃♀️➡️。其中包括：對知識分子的認識及政策的探索，《論十大關系》中經濟關系的比例🚴🏼♂️、兼顧問題和政治關系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及註意政策🤸🏽、方法問題，對文學藝術和科學研究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關系，以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的提出等。1956年9月，中共八大宣布：“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1956年9月27日通過）🫶🏽。這時已經具備了再次轉移的基本條件🕑💇🏽♂️。
遺憾的是，“八大”前後的探索未能堅持多久，由於波蘭、匈牙利事件和中國周邊的緊張局勢👨🏽💼，以及國內政治、經濟發展出現了一系列緊張關系，對國內外時局的判斷很快發生改變。1956年11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對國際局勢作了嚴重化的估計，特別是蘇聯已經丟掉斯大林🧍🏻♂️，現在連列寧主義也丟掉相當多了🐜，認為列寧主義在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政黨等問題上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對國內問題🧘🏿♀️，強調要搞“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用整風運動的辦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經濟工作則強調“平衡是暫時的，有條件的”，“要保護幹部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不要在他們頭上潑冷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2日）💇🏿♂️。
認識的改變致使實踐趨於失敗。整風運動的結果是政治上的反右派鬥爭和經濟上的“大躍進”🧜🏽♀️，均走上了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反面。1958年5月🙌🏿，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斷言：“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𓀕🩷，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整個矛盾在某些範圍內表現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1958年5月5日）這全面修改了中共八大對國內主要矛盾和階級狀況的認識。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提出了盡快把我國建成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的奮鬥目標，方法是繼續革命👨🏿🏭，即在繼續進行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積極地進行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認識又回到了階級鬥爭嚴重化的估計，乃至發展為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
於是，“轉移”不再被提及，或是轉化為一些具體工作🧍🏻♂️；“謹慎策略”則被快速趕超的“大躍進”所取代🧑🏻🎓，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只有“繼續”的內容得到發展🆒🏈，從繼承優良傳統和革命精神，改變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同時，對國內階級鬥爭的估計，回到了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論述之上：“正如毛澤東同誌所說🔣🧑🏻🎓，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應該按照嚴格區別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方針去解決，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去解決，決不允許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界限🎚，決不允許損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並指出：“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製🎍🏊🏽♂️，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使這種製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性”（《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1978年12月22日通過）。十分明顯💇🏽♂️，“轉移”再次成為黨的工作重心，而且“繼續”了獨立探索過程的重大理論發展，對於如何推進轉移工作，則從謹慎起步，到探索前進😓，進而確立建立並完善民主與法製的秩序作為保障。
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改革前後的歷史連續性的解釋問題凸顯出來。鄧小平的解釋是“我們把改革當作一種革命，當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種革命”。又稱“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鄧小平👩👩👦👦：《我們把改革當作一種革命》，1984年10月10日；《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1985年3月28日）。1992年10月🔓✌🏼，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大的報告中把黨的歷史分為兩次革命，分別以毛澤東和鄧小平為核心領導，第一次革命“把一百多年來受盡外國侵略者欺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變成了獨立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第二次革命“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𓀁，“是經濟體製的根本性變革”（江澤民：《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1992年10月12日）👮🏻。
這些論述進一步暴露出論述連續性中間的斷裂問題🥯。如果以中共八大為第一次革命的峰頂，順利“轉移”到第二次革命，實現無縫對接🧍🏻♂️，便是理想狀態。可是，事實上出現了中斷或曲折，從而產生了為什麽“八大”路線未能堅持下去的熱門討論。
為什麽會出現“轉移”困難呢🤹🏻♂️？習慣上使用兩種解釋：一為環境變化影響論；一為決策判斷失誤論，又主要表現為毛澤東個人的認識改變。
很明顯，兩種解釋都有一定的不足，也嚴重影響中國當代歷史研究🏊🏿♀️⛏，並形成了兩種歷史敘述傾向：
其一，如果過分強調環境變化的因素👷🏼♂️，那麽，被視為正確的認識，就如無根的浮萍，隨風搖擺，反而失去了認識的基礎。其結果，在中國現當代歷史的研究中，習慣突出政策應變效果的策略性因素👨🏻🔬，對重大理論問題的深入研究及重大事件實證研究偏弱🔋，歷史解釋伴隨政策變動而修正，缺乏穩定性。
其二，如果強調個人專斷在重大決策中的作用，也就淡化了準確認識探索是集體成果的解釋，恰恰與黨的組織原則和宏觀歷史解釋相悖。表現在中國現當代歷史研究中，突出領袖個人的作用，導致重大決策的組織過程模糊不清，解釋上也就偏向偶然性，甚至帶有歷史決定論或命定論的色彩。
側重歷史敘述的思考
無論是強調環境變化還是判斷失誤，都只是主要依據表象進行分析，在歷史敘述上則依據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認為，自中共“八大”以來的錯誤乃至嚴重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主要原因包括復雜的社會歷史因素的局限和主觀判斷及願望兩個方面👳🏻♀️📟。此種歷史認識方法，又基本源於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對斯大林錯誤成因的分析。
由此可見🧔🏼♀️，經過20多年的中斷期🫳🏼🧻，對“轉移”的認識有了明顯的改變⛏，可對於造成歷史錯誤循環的經驗總結卻沒有變化或變化不大🏄🏻♀️，似乎正確的歷史認識已經存在💂🏼，歷史發展只能依循既有軌跡而無法超越🌇，也就大大降低了歷史認識的意義，或歷史解釋只是現實政治的附庸。
為什麽正確的認識未能堅持下去？一定還有被歷史敘述所忽略的內容，因此，關註其所缺失的問題，就是歷史研究的重要任務。
第一👨🏽🦲，工作重心轉移需要可替代的社會動員方式及工作方法，不能簡單地將農村的成功經驗照搬到城市工作之中，特別是戰時經驗照搬到和平建設時期。
無論是新中國創建之初，還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在新的歷史時期都會遇到許多新問題需要解決🏌🏻，在缺乏經驗的情況下，自然會向歷史尋求。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歷史經驗豐厚的政黨，尤其是應對各種危機🧑🧒、戰勝強大敵人的經驗，其中，農村根據地形成的組織建設及社會動員的經驗最為重要🥒，表現為各種政治運動或群眾運動的運用🥾。群眾運動在應付眼前危機和面對組織松散的農村社會上十分有效🧑🦯，但其激烈形式所引起的負面作用🙎🏽♂️，且糾偏往往難以徹底♋️♈️，在戰時已經引起警惕，並嘗試在奪取全國性政權後有所改變。
新中國建立初期的大規模群眾運動表明，成功經驗的復製🤱🏼，相對工作重心轉移的謹慎思考，更容易推行𓀉，一旦采用便迸發出巨大的能量。在中國當代歷史敘述中，此種革命的慣性推動0️⃣，被描述為凱歌聲中的行進🥒。毛澤東將鎮壓反革命運動中的工作方法🧑🏻🦱，概括成一套“有效的工作路線💅🏿，是黨的群眾路線”（毛澤東：《鎮壓反革命必須實行黨的群眾路線》）。大多歷史敘述都忽略了群眾運動這個載體🐖，偏重於其有效性🍝。
正是由於偏重了有效性🔆，群眾運動形式也被廣泛運用於人民內部，運用於思想文化領域，運用於經濟建設之中🫷🏼，表面上看依然有效🏌🏼♂️，但群眾運動的負面作用也更加明顯🧙🏽♀️，尤其是政治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從一開始即暴露嚴重問題。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探索，本是對理論的一大創新🍩，但沒有可行的替代辦法🌻🧚🏿，對民主與法製的認識亦有偏差，還是只能向歷史尋求🙇🏻♂️。中共中央認為，1942年整風運動，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在一個新的劇烈的偉大的變革中”，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整風運動𓀄，“以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盡管對整風運動的方法進行了規定，可還是無法避免悲劇的發生🎏。在“大躍進”中，更是發展到“什麽工作都要搞群眾運動，沒有群眾運動是不行的”（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後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1958年9月）🫸🏽。
第二，社會分析方法的僵化，無疑嚴重削弱了對工作重心轉移的正確認識，主要表現為對階級及階級鬥爭概念的濫用💟。也就是說，如何由工作重心轉移的認識到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的形成，尚需要充分的清理。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在中國革命過程中，階級分析法是區分敵我友的最重要的分析方法🧘。問題在於階級的定義及劃分標準◼️，都存在模糊的地方。如果嚴格依據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劃分階級🧑🏻✈️，那麽主要問題就是各階級占有量的區分，在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中國社會的經濟關系已經發生根本性改變，革命時期對抗性的階級關系便隨之消失。然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純經濟的階級劃分並不存在，也就會相應產生劃分錯誤和打擊面過大的問題🤷🏽🙌🏽。在革命戰爭時期🫵🏿，這一缺陷往往使用調節政策的辦法去解決，可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仍然繼續使用舊的階級分析法，只能給階級概念滲入更多的政治、文化因素🎗，發展成為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理論，同時也會造成更大的概念模糊，導致社會關系的混亂✌🏽，不利於調動社會積極性。
群眾運動之所以能夠成為高效的社會動員形式，根本原因在於👩🏿✈️，以鮮明的階級界線劃分形成高強度的政治壓力，從而進行高度一致的集體行動👨🏻💻。群眾運動從來就是以階級鬥爭為主軸🫵🏼，各種運動目標都是整體階級鬥爭的一部分，也就是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
再者，以革命史為主要內容的當代史敘述，也強化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的解釋。很長時間以來，中國革命史或中共黨史的寫作🚈，以1938年斯大林編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為藍本🫰🏽，主要特點是黨如何經過黨內鬥爭從而取得一系列勝利的歷史🤾♀️，其中🧖🏿🤵♀️，對歷史唯物論的理解和歷史編寫體例、內容、解釋方式，都需要得到更加深入地理清。
第三🎿，中國現當代歷史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中國的變動，真正成為了世界發展的一部分。因此👨🏽🚒，中國革命勝利後的工作重心轉移🕐，需要對世界局勢及趨向有一個準確認識🖖。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革命理論的核心是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和民族殖民地提綱，由此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前途和發展階段的認識，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重要保證。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尤其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歷史變化，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認識🪭，已經暴露出明顯的不適應或過時👳♀️，嚴重影響對中國自身道路的認識🚓。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宣布“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對世界戰略的認識🔦，則是美蘇冷戰中兩個陣營的誰勝誰負的鬥爭。中蘇關系的破裂，促使中國共產黨進行獨立的探索，然而，由於對列寧主義的僵化理解和解釋🟡，繼續沿用了已經變得不太適應的理論解釋分析國際局勢，並且成為中共“八大”路線未能堅持下去的重要因素。
1974年2月，毛澤東初次提出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毛澤東：《同卡翁達🦏、布邁丁談話內容的通報》，1974年2月22日、25日）。“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保證了“文革”後期中國外交的穩定及突破🤟🏿，是改革開放的先導和重要的理論來源🥯。改革開放時期，中國長期奉行“和平共處👨🏽💻，互利共贏”的外交方針🎈，在“改革”與“開放”兩個方面，相對而言，開放始終走在前面👳🏼♀️，是推進深化改革的保障🦋。
值得註意的是，“三個世界”思想的表述偏重於力量🚇、貧富的策略性分析，可見理論創新十分困難，但又十分必要，也就更加需要對世界歷史及其發展趨向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第四🧑🏻💼，工作重心轉移需要重新認識與解釋歷史，尤其是當對歷史進行整體性、連續性的敘述時，不可避免的會遇到所謂歷史和解問題。
當世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當殖民主義統治徹底崩塌之後，在追求和平、面向未來的期盼下，要求歷史和解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所謂歷史和解➿，並非是忘記歷史，而是在牢記歷史、反省歷史和吸取歷史教訓的前提下💬，共同尋求美好的未來👩🚒👨🏿🌾。
中國近代遭受外國侵犯欺辱的歷史🫲🏻，使得在歷史書寫上占據道義之先🦻🏿，中國革命歷史更是塑造民族精神的寶庫🙍🏿♂️。但是🐧，革命鬥爭過程中的殘酷性🛷，特別是共和國時期政治運動中的惡鬥🫷🐂，同樣需要反省🫃🏻，才有可能化解矛盾，團結一致向前看。
事實上🪻，歷史和解從來未成為當代歷史研究內容，自然會反過來影響工作重心轉移的具體落實。輕視歷史和解的歷史敘述有三個特征：一是斷裂式的敘述，將歷史切割為不同階段分別解釋。二是歷史解釋的固化，也會反作用於現實社會，尤其是公共道德領域🫱。三是通過選擇性歷史敘述，試圖遺忘某些不愉快的歷史經歷或現象。其中的缺陷及問題🕦，在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中，已經暴露得越來越明顯。
十分清楚，實現工作重心轉移，既要考慮到轉移的政治環境及歷史遺產🙍🏽，也一定會直面所謂“轉型正義”問題。同樣，在創建和諧社會、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中，也很難想象可以避開歷史和解的問題🐩。
如此♎️🛻，“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關鍵在於對歷史進行深入、多樣化的研究🀄️，在積極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同時，也應該與政治保持適度距離。
發揮歷史研究的認識功能
改革開放後📠，歷史研究也出現了一個“撥亂反正”的階段🕴，對中國當代歷史研究有所推進🧝。不過，總體而言，改革開放時期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對較長時期出現嚴重問題的經驗總結👨🏻🚀，尤其是在改革初期，理論認識的創新並不突出。
歷史研究能夠為改革提供的思考也並不充分🫅，相反，作為群眾運動中“顯學”的歷史學，一度還出現了所謂“史學危機”，歷史學的發展明顯滯後於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歷史學的作用被重新認識，相對於快速的社會發展，當代史的研究仍然滯後。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中國近現代史產生的歷史背景💂🏻♂️，在革命勝利後未能得到足夠認識，因此🚵🏿♂️🔳，中國近現代史⛔、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為政治服務的功能突出🏄，有時甚至成為“影射史學”🔁，影響了歷史研究的獨立性。當改革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原本可能成為歷史研究發揮其認識功能的大好機遇，卻貢獻不大。
其次🛖，由於擔憂新的歷史解釋可能解構既有結論，歷史敘述往往直接聯系到現實穩定，從而無法對歷史發展的階段性進行完整的敘述，或者相關敘述可能出現許多邏輯上的漏洞🫨，降低了歷史解釋的社會功能。
再次𓀁，歷史解釋對於現實社會需求的無力，反過來助長了非歷史的敘述現象𓀛。歷史如果被肢解為一個個碎片，就喪失了完整性。共和國的歷史僅記載勝利與成績，不愉快的記憶被省略，被作為不可觸動的瘡疤，祈求於隨時間流逝而忘卻。歷史認識的混亂，助長了現實行為的投機性，亦是現實社會出現道德危機和信任危機的原因之一。
目前，中國正處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偉大目標的重要轉型時期，關系到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和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健康發展，更需要加強歷史🎇🧑🍼，特別是中國當代歷史的研究工作🚍。習近平在致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中寫道：“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習近平致信祝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2019年1月2日）。
另一方面，社會科學各學科在取得快速發展之後🔍，都為學科名加上了前綴詞“歷史”二字，諸如歷史社會學、歷史經濟學、歷史政治學等👩🏿🌾，作為謀求新發展的學科分支，以增加研究的時空廣度。此種現象🤽🏽♂️，也是對歷史研究的極大推動，壯大了研究團隊🫶，為深入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視角🚴🏽。
不忘初心🧎♀️➡️，牢記歷史。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的經驗總結🥷🏿，對推動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發展🪧🧑🏼🔬，無疑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也是認識今天的有效方法。機遇與挑戰並存。假如歷史敘述難以提供更有說服力的準確解釋，顯然會損害現實政治動員的效率，無法為政治理論創新提供堅實的基礎🎸。我們需要牢牢地把握機遇，繼續發揚黨重視吸取歷史經驗的好傳統，發揮歷史研究的認識功能。
（作者系意昂3体育官网歷史學系教授）